庭審中心主義下證據失權制度的構建

民事訴訟證據論文第五篇:庭審中心主義下證據失權制度的構建 摘要: 證據失權制度在多次司法改革中呈現極端化樣態,實踐中更是無法發揮其應有的訴訟促進功能。微觀上,證據失權構成要件的錯位導致了證據失權制度功能的錯位;宏觀上,證據失權由于未能與集中審理主義所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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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證據論文第五篇:庭審中心主義下證據失權制度的構建   摘要:證據失權制度在多次司法改革中呈現極端化樣態,實踐中更是無法發揮其應有的訴訟促進功能。微觀上,證據失權構成要件的錯位導致了證據失權制度功能的錯位;宏觀上,證據失權由于未能與集中審理主義所適配而成為具文。只有在集中審理框架下對證據失權進行重構,才能發揮其應有功能,保障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重構證據失權制度需遵循誠實守信原則、訴訟促進原則及證據裁判原則。從明確我國證據失權制度構成要件,完善答辯失權制度以及保障當事人程序利益等層面對我國證據失權制度進行重構,達到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   關鍵詞:證據失權; 以庭審為中心; 訴訟促進; 集中審理;   RECONSTRUCTING THE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IN THE TRIAL-CENTERED CONTEXT   HOU Mengfan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bstract:The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has gone to extremes in judicial reforms. In litigation practice, it is unable to play its due role in procedure promotion. On the microscopic level, the displacement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leads to its functional displacement; on the macroscopic level,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is a mere formality without its adaptation to centralized trial.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can only be reconstruc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entralized trials, with its due functio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trials realized in substantiation.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several principles must be followed such as honesty, procedure promotion and evidence judgment. The evidence disqualification system is reconstructed by clarifying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defense invalidity, and protecting the procedural interests of the litigant, so as to meet the judicial reform objectives in the trial-centered context.   1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四五綱要)中進一步明確了“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并強調要“強化庭審中心意識”。一系列文件確立了“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在該目標的指引下,在集中審理的架構下,證據失權制度也在不斷完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中制定的證據失權制度在2012年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以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解釋》)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在歷經多次改革之后,證據失權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率仍然較低,逾期證據采信度高等問題仍一直存在。   證據失權是指對違反舉證義務的當事人所施加的相應制裁,即當事人需要對自己遲延提交證據所產生的后果承擔責任。我國的證據失權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都存在一定問題。宏觀上,我國“證據失權流于空文”[1]。自司法改革伊始,我國對于證據失權制度的態度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在改革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兩個極端態度。一是實行嚴苛的證據失權制度 ,二是實行寬松的證據失權制度。改革至今,我國的證據失權制度也“未能有效實現預期的立法價值且運行失范”[2]。究其原因,我國證據失權制度未能與我國目前所提出的“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較好地適配,從而無法在實踐中發揮其應有價值。微觀上,我國證據失權構成要件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證據失權構成要件均不同[3],我國庭審結構在模仿大陸法系的基礎上,對于證據失權構成要件的“學習錯位”也導致證據失權制度在具體適用過程中未能發揮其應有功能。   在宏觀層面,無論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試行)》)與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的通知》所規定的較為寬松的證據失權制度,還是2002年實施的《證據規定》所規定的較為嚴苛的證據失權制度,均不能很好地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2012年《民事訴訟法》以及2015年《民事訴訟法解釋》對于舉證期限進行了類型化、規范化的處理。但是總體來看,我國證據失權制度在司法實踐活動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具體表現在,只有當事人故意或因重大過失而逾期提供證據的才會發生證據失權的效果,但是若該證據與案件基本事實有關 ,該證據的失權效果即被排除。由此觀之,我國證據發生失權效果的條件相對較“緊”,大部分已發生失權效果的證據依舊會被法院所采信。 在理論界,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實質上否認了“證據失權”制度[4],且“證據失權流于空文”[1]?梢,無論是從實踐角度還是理論角度,我國的證據失權制度尚待進一步完善。   在微觀層面,我國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與域外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均不同。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規定,構成證據失權的要件為當事人逾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時具有主觀過錯,且當事人逾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的行為可能導致訴訟遲延[5]。我國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同樣強調了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并根據當事人主觀過錯的惡性大小對證據失權效果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區分。但即使當事人主觀惡性較大,即當事人在主觀上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時,當事人逾期提出的證據也可能因與案件基本事實有關而被法院所采納。證據失權構成要件中過分強調逾期證據與案件基本事實的關系,從而導致了我國證據發生失權效果的空間較小。與域外證據失權構成要件相比,我國并未強調逾期提供證據可能導致訴訟遲延之構成要件。盡管在實質上,我國規定對逾期證據的可采性考察要考慮該證據是否造成了訴訟遲延,但是并沒有明確將該要件作為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之一。我國證據失權制度最初的價值定位在于促進訴訟,解決訴訟遲延[6]。在追求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時,證據失權制度顯然將天平的一側傾向了實體客觀真實。在民事訴訟“以庭審為中心” 的改革趨勢下,進一步完善證據失權制度使其符合“以庭審為中心”的庭審實質化要求,將兼具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2 庭審為中心下的證據失權制度   2.1 集中審理是庭審中心主義下的關鍵一環   以庭審為中心的核心要義為庭審實質化,證據的整理與爭點的固定要求形成于法院,其理論基礎之一為集中審理主義。集中審理主義,是指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從開始直至審理終結要連續地進行,法官只能在案件宣判之后才能著手處理下一個案件[7]。只有通過對證據與爭點的集中整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庭審的實質化。集中審理模式分為“絕對化的集中審理模式”“原則性的集中審理模式”“分別的集中審理模式”和“形式化的集中審理模式”[8]。英美法系國家在陪審制和對抗制的法律傳統影響下,實行絕對集中審理模式,法定序列主義訴訟程序,并配以嚴格的失權效防止程序回轉[9]。大陸法系國家主要實行的是原則性的集中審理模式。其中德國的訴訟構造模式為書面先行程序或早期第一次期日程序加集中口頭辯論[10],為保證主要期日辯論的順利進行,又配以嚴格的失權效以保障“早期第一次期日程序”應有價值的發揮。日本的集中審理模式則是爭點中心審理,即口頭辯論一體化之下的主要事實中心審理[10]。由此可見,不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均實行集中審理主義,并且為了保證集中審理目標的順利達成,均配有不同嚴格程度的失權效,以解決庭審空洞化、形骸化等問題,保障庭審實質化得到落實,并在此基礎上促進訴訟。   庭審中心化需要集中審理主義,集中審理主義需要輔以失權效,以督促當事人在訴訟過程或法定期間或法官裁定期間內適時提出攻擊防御方法。在適時提出主義下課以當事人訴訟促進義務,并在當事人違反該義務時進行失權制裁。通過失權制裁震懾當事人,以督促當事人適時提供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以便法官和他造當事人可以及早了解案情并整理、確定簡化爭點,試行和解或是集中調查證據[11],集中進行言詞辯論,提高辯論效率,貫徹言詞審理主義和直接審理主義,發現真實,促進訴訟,切實解決庭審形骸化的問題,落實“以庭審為中心”的目標。   審前準備程序是集中審理程序的必要條件,在審前準備程序中為保證當事人在特定期限內完成特定的訴訟行為,需設置失權效予以保障[12]。失權制度與審理程序密切相關,兩者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在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推行“一步到庭”背景下,由于沒有完備的審前準備程序,案件需要多次開庭才能審結,在審前程序不具實質意義時,證據失權自然也無存在的空間。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規定,在二審中,一方當事人提出新證據導致案件被發回重審的,需承擔對方當事人誤工費、差旅費等費用。在開始重視庭審功能及審前準備功能的分野之下,證據失權也有了雛形。2002年《證據規定》規定了適時提出義務,在此背景下,證據失權作為提高訴訟效率、實現程序公正的手段,對其的規定也更為嚴苛。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不同的庭審程序結構下,證據失權制度也有不同的規定,庭審結構程序的變化帶來了證據失權制度的變化。在當前以庭審為中心,強調庭審中心化的目標下,現有的證據失權制度并不能滿足目前的現實需求,在集中審理架構下探討證據失權制度的寬嚴得當有其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2.2 庭審實質化下的證據失權   審前程序是失權制度的載體[12] ,失權制度是集中審理的支柱之一[13]。失權必然要存在于審前程序中并為審前程序服務,審前程序構建則需要立足于集中審理主義,在審前程序中進行證據的固定及爭點的整理,以使庭審活動實質化。同樣的,若是審前程序無法在集中審理主義下進行建構,則證據失權也無法發揮應有作用。   與英美法系國家法定序列訴訟程序相適應的是其所規定的嚴格的失權效,失權效用以保證絕對集中審理模式的順利進行。德國較為嚴格的失權效也是為了與經過一次集中口頭辯論即可審結案件的要求相適應。日本則是將爭點及證據的整理置于庭審中心,因此,日本對于一次促成訴訟終結的要求不如德國高,故對于失權效的態度較德國更為謹慎與緩和。我國臺灣地區在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訂過程中,確立了集中審理主義,并借鑒了德國法上的嚴格失權效規定以保證爭點整理程序的順利進行?梢,各個國家或地區在構建失權制度時均考慮與集中審理模式相匹配,以保障不同程序的集中審理要求。具體來說,德國集中審理主義通過準備程序及嚴格的失權效實現,日本及我國的集中審理主義則是通過爭點整理程序和失權效來保障實現。世界各國、各地區均通過完善證據失權制度等以適配集中審理模式,保障集中審理得以真正集中化、連續化,從而為庭審活動保駕護航,保證裁判理由與裁判結果均形成于庭審活動中,使庭審活動真正實質化。   然而,我國證據失權制度在庭審中心主義模式下卻存在功能錯位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地區)有關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基本是一致的,均為當事人逾期提出要件、訴訟遲延要件與當事人歸責事由要件。訴訟遲延要件系大陸法系證據失權的必備構成要件之一,該要件說明造成“延滯訴訟”之結果是證據失權發生的前提之一,體現了對于訴訟效率及訴訟促進功能的追求。反觀我國,我國的證據失權構成要件為逾期要件、當事人歸責事由要件以及我國特有的基本事實要件。兩者對比,我國有兩個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我國證據失權構成要件中缺少了訴訟遲延要件。即若是當事人的行為導致訴訟遲延,但是卻未滿足證據失權的其他三個構成要件之時,則無法運用證據失權對其制裁,這表明我國證據失權制度無法真正起到促進訴訟的作用。另一方面,若該逾期證據與“基本事實有關”,即使該證據滿足其他失權要件,則該證據仍具有可采性,這反映了我國對證據失權要件的運用側重發現事實的一面。當然在英美法系和中國臺灣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在中國臺灣,若失權制裁會導致“顯失公平”則不得對當事人進行失權制裁。在美國,只有證據失權顯失正義時才會采納該證據[3]。但是英美法系如此規定是與其兩階段式的庭審結構相契合的,同時也是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考量。有學者認為,我國當前證據失權制度的功能在于抵御惡意無理的訴訟行為,其功能價值在于抵御當事人惡意訴訟、浪費司法資源[3]。雖然這種功能的發揮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訴訟遲延問題,提高訴訟效率,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運用證據失權制度主要在于解決惡意訴訟的問題并非解決訴訟遲延的問題。   3 重構的原則   3.1 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對于當事人和法院均有不同的義務要求,就當事人層面來說,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濫用訴訟權利,故意拖延訴訟[14],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需在其義務的適當范圍內,且當事人負有不得故意拖延訴訟的義務。德國規定,當事人造成訴訟遲延需承擔相應的訴訟費用;日本和中國臺灣則規定,對當事人逾期提出的攻擊防御方法不予采納。當事人逾期提出證據時,為保護他造當事人的合理信賴利益給予,可歸責當事人以證據失權制裁。誠實信用原則對于法院來說,主要是指自由裁量權的合理適用以及在合理闡明的范圍內尊重當事人的辯論權。域外在判斷訴訟遲延是否構成顯失公平時需要法官綜合現有條件進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從而決定是否對該證據判定失權。在當事人法律知識薄弱且欠缺律師強制代理的大環境下,法官應對當事人釋明舉證期限及預期舉證后果。法官還應保護當事人的程序辯論權,在進行證據失權制裁時,給予被失權當事人說明理由的機會,也給予他造當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
  3.2 訴訟促進原則   在續審主義和隨時提出主義下,當事人可以隨時提出新的攻擊防御方法。因此,當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將會在一審中遲延提出的法律方法轉而在二審中提出,從而削弱了一審庭審實質化和集中審理的功能,也違背了“以庭審為中心”的審理目標。因此課以當事人訴訟促進義務,促使當事人盡早提供事實證據資料,以保證集中審理正常進行,發揮庭審實質化作用。當事人的訴訟促進義務包括一般訴訟促進義務和個別訴訟促進義務。前者是指當事人需依訴訟進度,于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提出攻擊防御方法的義務。后者是指在法定或者法官所定相當期間內,當事人所負的適時提出攻擊防御方法的義務[15]。 當事人無論違反哪一種訴訟促進義務,均會受到失權制裁。   不僅當事人負有訴訟促進義務,法院在訴訟過程中也負有訴訟促進義務[16]。法院的訴訟促進義務體現在,法官應盡早在言詞辯論期日以前或訴訟程序之前階段,協助當事人進行爭點整理之工作,并于調查證據前,曉諭當事人相關之爭點[16]。法院應該積極主動地介入爭點整理程序,以便訴訟程序能夠按計劃進行[17]。法院的訴訟促進義務表現為闡明義務,當事人通過法官的闡明了解法官的心證并對自身所忽略的法律或事實主張進行修正,以保障自身的聽審請求權[17]。在建構訴訟促進義務下的證據失權制度時,需要對當事人提供充分的保障。比如為了防止失權裁判對當事人逾時提出證據的行為造成突襲,法院應該就逾時提出行為給予當事人陳述的機會,還應當在裁判中就失權裁判進行理由說明,以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及庭審請求權[18]。   證據失權效與訴訟促進義務是相輔相成且目標一致的。通過對逾時提出證據的行為進行證據失權制裁,督促當事人盡早提出攻擊防御方法,以便盡快進行案件事實及爭點的整理,強化第一審的事實審,提高言詞辯論的效率,貫徹集中審理主義,從而達到庭審實質化,契合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訴訟促進義務系當事人對他造當事人及法院所負的訴訟義務,其目標在于防止訴訟遲延,真正使庭審成為中心。訴訟促進原則功能的發揮借助于證據失權效的保障,進一步強化了當事人的適時提出義務。對當事人違反訴訟促進原則施以失權效制裁是程序正義的體現。   3.3 證據裁判原則   我國雖未對證據裁判原則予以明文規定,但是一些法律條文已經體現了證據裁判原則的精神。如我國《證據規定》中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裁判。”由此可見,我國法律實際上要求法院以證據來認定事實并作出裁判結果。證據裁判原則要求認定事實必須且只能依靠證據,而不能依靠其他任何事物[19]。證據裁判原則是所有證據法和訴訟制度的核心所在[20]。在案情無法完全還原時,證據可以被用來最大限度地推定案件事實并作出裁判,即通過正當程序在合法范圍內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觀真實,是現代民事訴訟法的最大特征。但是對于實體真實的追求需要以尊重正當程序為前提,我國證據失權流于空文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司法實踐中未能平衡好程序與實體的關系,側重對實體客觀真實的追求。這一點在我國證據失權構成要件中有所體現,即某一逾期證據若與案件基本事實有關,即使當事人主觀過錯較大,該證據也不會發生失權效果,仍然會被法院采信。重構證據失權制度就需要重視程序正義對證據可采性的影響程度,建構嚴格的證據失權制度以保證證據失權的適用空間。但是證據失權制度也不能過分嚴苛,以免我們重走2002年民事訴訟證據規定過分強調程序正義及程序決定實體的老路。   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日本關于證據失權的相關規定,即當事人因過錯逾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且造成訴訟遲延后果的,便發生證據失權的效果。但逾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者對于自己的過錯負有說明義務,法官則根據自由心證決定是否采納[2]。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證據失權制度的適用空間,也保證了審前程序和庭審程序的有效結合。法庭的證據調查必須集中,不能漫無邊際[21]。證據裁判原則的基本內涵之一,便是要求證據不僅要具備事實上的關聯性還要具備法律上的可采性[19]。證據裁判原則對于證據失權制度的指導意義在于,當事人因過錯逾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且造成訴訟遲延的證據將不具備法律上的可采性。證據裁判原則既具有實體價值又具有程序價值,前者體現在該原則通過證據還原案件事實促使法官作出裁判,后者體現在通過正當程序、證據規則體現程序正義價值。以證據裁判原則指導證據失權制度的重構,既平衡了程序與實體之間的矛盾,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集中審理主義,從而促使庭審更加集中化、連續化,實現庭審實質化。   4 庭審中心主義下證據失權制度的具體構建   2002年實施的《證據規定》中對證據失權的規定過于嚴苛,使證據失權制度失去了適用的空間,也進一步加重了訴訟效率與實體正義之間的矛盾。2012年《民事訴訟法》以及2015年《民事訴訟法解釋》對證據失權制度進行了完善。但是如前所述,證據失權在實踐中,使用率仍十分的低,原因在于,庭審實質化所要求的集中審理未能真正做到,未能在庭審中心主義的體系框架下對證據失權制度予以建構。   4.1 明確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   首先,需要明確證據失權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促進訴訟。促進訴訟的原則是重構證據失權制度時需要確立的指導思想。只有在價值理念層面以促進訴訟作為指導思想,才可以保證重構證據失權制度的正確方向。   其次,在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中增加訴訟遲延要件,這不僅有利于促進訴訟原則的具體落實,還有利于貫徹適時提出主義,更好地實施集中化審理,達到庭審實質化的目標。在調整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時可以參考德日兩國的做法,對訴訟遲延的判斷采取絕對主義,即駁回遲交證據比采納遲交證據更為節省時間時,視為訴訟遲延[22]。在我國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中不僅要增加“訴訟遲延要件”,還要進一步限縮“基本事實”的范圍,若是過分地將“基本事實”的范圍擴大,就會削弱證據失權制度的訴訟促進功能。同時,我國當前的舉證時限制度亟須改變對實體真實過分妥協的現狀,這種妥協不利于訴訟效率的提高和程序正義的實現。   再次,在調整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時,需要貫徹適時提出主義,完善相應的審前準備程序以明確爭點、固定證據。需要明確的是,無論是證據失權制度的構建,抑或是對適時提出主義的貫徹,其最終目的都是實現審理集中化,達到庭審實質化,真正做到以庭審為中心。   4.2 保證當事人辯論機會,加強法官釋明   當事人對訴訟程序負有促進訴訟義務,須在適當的時機提出攻擊防御方法。當事人怠于履行該義務時會被強制課以證據失權的效果,即法院不會采信該證據。一般來說,只要符合證據失權的構成要件,該逾時證據即發生失權之效,并不會被法院采納。而這種失權效一般是強制自動發生的,并不會因為當事人的主觀意愿而產生變化。但是在當事人逾期提出證據,證據真正失效之前應當保障雙方當事人進行充分辯論的機會,即保障逾期提供證據的當事人辯論的機會,并保障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機會。保障雙方當事人辯論的機會不僅保護了雙方當事人辯論權的行使,還進一步強化了證據失權效的正當性。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存在差異等,若訴訟程序完全交由當事人主導,則會對程序正義造成更大的侵蝕。證據失權制度的功能之一即在于促進訴訟,若是讓當事人隨心所欲地主導訴訟進程,則會拖延訴訟、降低訴訟效率。因此,法官釋明在司法實踐中是十分必要的。法官釋明,是指為了促使當事人合理作出訴訟行為,陳述訴訟資料與證據資料,案件法官就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向當事人發問以明確訴訟關系與案件事實[2]。法官釋明義務同適時提出主義相配套,法官進行釋明有助于貫徹實施適時提出主義。法官釋明具有幫助明確當事人意圖的功能,還有助于法官與當事人溝通,互相理解。民眾法律意識的差異決定了其對證據失權制度的理解也存在差異,法官對當事人進行舉證方面的釋明,既有助于普通民眾理解證據失權制度,也有助于避免當事人由于訴訟能力差異所造成的訴訟不公平情況的發生。拓寬法院闡明義務的范圍,也是協同主義的要求,即要求法院與當事人之間進行協同合作提出攻擊防御方法,確保集中審理目標的實現。法院也應行使訴訟指揮權或履行闡明義務,開示自身關于事實和證據的心證疑問[23],幫助兩造整理爭點,促進訴訟,使審理集中化。司法實踐中證據失權制度運用率低的重要原因,便是法官在一審中“未確切闡明、定期命提出說明或提證”[13],便怯于適用失權制度。在二審程序中,因一審中未將當事人的訴訟促進義務進行明確,故二審法院更怯于適用失權制度。加強法官對于證據失權方面的釋明,可以更好地幫助當事人參與訴訟程序,整理固定爭點,積極促進訴訟。以庭審為中心要求貫徹直接言詞原則,保障當事人的言辭辯論權利,并配以法官的訴訟指揮權,從而使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一體化,強化庭審集中審理的要求,達到庭審實質化。   4.3 完善答辯失權制度   答辯失權制度是與證據失權制度相配套的,兩者共同在審前程序中發揮督促當事人及法官整理證據,固定爭點的作用。在我國,被告的答辯義務并非強制性,若被告不進行答辯或者進行虛假答辯,此時原告的證據資料已經被披露但是被告的證據資料未被披露或虛假披露,則雙方攻擊防御地位不平等,且無法固定爭點,這導致庭審程序拖延、反復。域外對于答辯失權后果有兩種做法,英美法系國家通過不應訴判決,判決被告敗訴,終結訴訟;大陸法系國家則使被告的攻擊防御方法失效。目前在我國當事人普遍法律知識薄弱的情況下,做法二顯然更適合我國國情。但是在認定答辯失權時,應充分考慮被告的主觀情況。關于答辯期限的設置可參考舉證期限的規定,若被告在答辯期限內確有困難無法答辯的,可申請延期答辯,由法院決定是否準許。被告進行答辯既可以提交答辯狀,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口頭答辯并由書記員進行記錄。就答辯內容來說,答辯內容應當明確且具有針對性,需對原告的訴訟事實、訴訟理由進行承認或否認。若被告未答辯或者逾期答辯將構成自認,免除原告的舉證責任。通過配套答辯失權制度,督促被告盡快進行答辯,以便證據得以固定,爭點得以整理,充實審前準備程序,對接庭審程序,為庭審實質化做好準備,貫徹落實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   5 結束語   在司法改革中,通過擴展當事人搜集證據的手段,強化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以及對證據失權后果進行類型化規定等措施進一步完善了證據失權制度。但在司法實踐中,逾期證據可采性高,證據失權制度適用率低等問題使得證據失權最終流于空文。因此,亟待在以庭審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標下,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上重新審視證據失權制度,對證據失權制度進行集中審理式的重構,以發揮證據失權制度訴訟促進的價值功能。   參考文獻   [1] 楊會新.集中審理模式下證據失權制度重構[J].現代法學,2018(4):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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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夢凡.以庭審為中心的證據失權制度重構論[J].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5(06):24-30.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faxuelilun/20200424/8329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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