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與“區塊鏈”存證技術的關聯

民事訴訟證據論文第三篇:證據法與區塊鏈存證技術的關聯 摘要: 區塊鏈存證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電子證據認定的藩籬,在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方面卓有成效。尚無具體的規則對區塊鏈證據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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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證據論文第三篇:證據法與“區塊鏈”存證技術的關聯   摘要:區塊鏈存證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電子證據認定的藩籬,在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方面卓有成效。尚無具體的規則對區塊鏈證據的提取、存儲、認定進行規制,操作流程不一、存證平臺資質不明等問題突出。通過分析證據法與區塊鏈存證技術,作出區塊鏈在司法領域適用的長遠構想。   關鍵詞:證據法; 區塊鏈; 存證技術; 電子證據;   On “Blockchain” Storage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Law   Yang Huiyan Zhao Ziyu   一、引言   自2008年中本聰設計出比特幣以來,人們不斷關注和重視區塊鏈技術,隱藏在比特幣背后的技術逐漸被挖掘出來,而區塊鏈本身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共識機制與分布式記賬等特點,使其具有不可篡改性,在處理信任度層面具有天然優勢,因此在各場景中都具備應用價值。區塊鏈+醫療,區塊鏈+大數據,區塊鏈+供應鏈金融,區塊鏈+保險,區塊鏈+智慧城市,區塊鏈+司法等眾多“區塊鏈+模式”的應用在各大會議及論壇中頻頻出現。區塊鏈應用模式眾多,無論運用于哪個行業都有一個共同主題:解決信任問題。目前最重要的一個應用就是在司法領域,利用其存證溯源的特性作為一個第三方去中心化的數據存證點,即區塊鏈存證技術,F階段,區塊鏈存證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在互聯網金融、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應用較為普遍。   二、追根溯源:“區塊鏈”存證的技術性問題分析   區塊鏈是在對等網絡和加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不可更改的新型分布式可驗證數據技術,是分布式存儲數據、點對點傳輸(p2p)、共識機制、加密算法等計算機技術在互聯網時代的創新應用模式。1它所建立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共識機制,這種共識機制結合了數字加密和博弈論,使得參與者在無須任何外部強制約束的情況下自主形成了相互牽制的可信環境,這種可信的環境去除了中心化授權外部管制的必要性。區塊鏈技術是從比特幣系統提煉出來的,具有強大的自我保護能力的技術。   (一)基于區塊鏈存證技術本身的分析   筆者以Factcom為切入來解釋區塊鏈的存證過程。以杭州華泰一媒訴深圳道同科技侵犯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一案(該案系區塊鏈存證第一案)為例,2原告華泰一媒通過第三方存證平臺保全網(由聯盟鏈Factom公證通提供技術支撐),對侵權網頁進行了抓取、源碼識別,并將其和調用日志等數據一鍵打包,計算成哈希值上傳至Factom和比特幣區塊鏈中作為證據保存。在提交證據時,原告只需用哈希值在區塊鏈中搜索,并用私鑰解鎖交易就能查看區塊鏈中存放的內容及生成時間,這主要采用了區塊鏈不可篡改的技術特征。區塊鏈的每個塊包含一些數據、哈希值和前一個塊的哈希值,存儲在塊內的數據取決于區塊鏈的類型,每個塊也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哈希值,塊一旦被創建,就同步計算產生了哈希值,塊內數據變化會導致哈希值變化。而哈希值的變化又可以被用來反觀塊是否變化,每個塊內的第三個元素都是前一個塊的哈希值,這有效地創建了一連串的區塊。     圖1 區塊鏈技術原理圖   區塊鏈存證用哈希算法將證據數據轉換為一個哈希值,該哈希值是證據的唯一ID,保存在不可篡改的區塊鏈上,并將哈希值和相關數據提供給法院核實。具體流程如下:(1)用戶先至存證平臺進行注冊和實名認證;(2)平臺獲取用戶輸入的目標文件數據,通過哈希算法生成與目標文件數據對應的哈希值;(3)獲取用戶的身份信息和目標文件的基本屬性數據,并將身份信息、基本屬性數據和哈希值打包生成存證數據包;(4)對所述存證數據包添加電子簽名,并生成相應的數據ID對存證數據包進行標記;(5)生成認證ID,對存證數據包經過確認后,將數據ID及對應存證數據包進行保存,并生成存證區塊,發送到區塊鏈網絡中;(6)區塊鏈網絡對包含存證證書的區塊進行存儲。至此,證據上鏈完成,聯盟鏈內的所有成員可共享證據。     圖2 區塊鏈存證流程圖   如何保證鏈上證據的真實性?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存證時,存證的第一個塊稱之為創世區塊,如果有人篡改了第二個塊,這會導致塊的哈希值變更,并且將使第三個塊及其以下的所有塊皆因不再具備存儲驗證的價值而失效,因為前一個塊不再是有效的哈希值,所以單獨改變一個塊,將連帶使后面的所有內容都失效。但要防止信息篡改,只有哈希值是遠遠不夠的,區塊鏈還有一個稱之為工作量證明的機制,這是一種減緩新塊創造速度的機制,比如讓證據區塊上鏈,大約需要十分鐘計算所需的工作,并添加到一個新的塊中。這種機制使其被篡改的難度加大。如果有人想篡改一個塊,需要重新計算之后所有的塊,所以區塊鏈的安全性來自它創造的哈希值和工作量證明機制。區塊鏈通過分布式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因為沒有任何中心機制來管理鏈,它采用點對點的網絡,聯盟鏈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加入區塊鏈網絡,一旦有人加入這個網絡,就會得到區塊鏈網絡的完整副本,同步副本能讓不同的節點相互驗證,如此便能確保上鏈之后的證據不被篡改。   (二)無需信任的共識機制與司法級別的信任機制   信任,無論是傳統社會中基于家族紐帶和熟人關系而形成的人際信任,還是非個人化的法律所確保的、由各種中介機構所提供的制度化信任,是市場經濟的基石。1788年6月20日,在弗吉尼亞州批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會議上,制憲元勛麥迪遜說:“信任的流通比貨幣的流通更好。”法律一直在設計和執行各種信任機制,以拓展人類活動的疆域、增進社會總體福祉并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3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生產技術,被人們用來創造價值,與人工智能不同的是,區塊鏈是一種交換技術,主要用于記錄已有價值,明確權利歸屬并強制執行決策,它所建立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共識機制,3共識機制的產生源于拜占庭將軍問題,它結合了數字加密和博弈論,使參與者無須任何外部強制約束的情況下即自行形成相互牽制的可信環境。區塊鏈“無需信任”指的是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可以通過這些機制來達成一些標準的共識。權利和信任分散在系統的參與者之間,例如聯盟鏈上的每一個成員,而不是集中在單個個體或者實體;蛟S更準確描述區塊鏈的方式不是“無需信任”,而是建立在分布式信任的基礎上:鏈上的每個成員都是信任系統的一部分。   多年來,作為中介機構的法院能否不偏不倚地查明真相、解決糾紛、恢復社會秩序會讓人有疑慮。在科技化社會的今天,以技術作為“信任機器”取代中介機構,不失為消解懷疑的一條路。誠然,在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介機構很難被技術取代,但現階段,達到乃至超越司法級別信任之上的技術無疑對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起到正向作用,區塊鏈技術正是如此。區塊鏈技術在司法級別的信任機制中能夠保證上鏈之后證據的真實性。我國的司法體系沒有完全跟上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節奏,當大部分第三方電子數據存證平臺還在試圖向裁判水平參差不齊的法院解釋存證背后復雜的哈希算法、時間戳原理時,很多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的智能合約平臺就有“區塊鏈智能合約已獲法院認可”的誤導之言,而實際上在裁判文書中并沒有出現過此類判決。通過可信的區塊鏈系統,能有效提高司法效率、促進司法公正,且通過區塊鏈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的特性,會降低司法成本,杜絕認為干擾案件的可能,甚至對整個司法行業的運作模式進行變革。但同時也應當理性客觀地對待這項新興技術,假如最初錄入的數據被污染,則其本身就失真,并不是傳到鏈上的證據就是一定真實、可采信的,它需要與案件的其他證據(包括鏈上其他證據)進行印證與補強,達到相應證明標準,才能作為最終的定案依據。   三、相輔相成:證據法與“區塊鏈”存證技術   (一)個案的審視:“區塊鏈”證據能力分析   在證據法視角下討論區塊鏈存證技術,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區塊鏈證據是否具備證據能力,而證據能力的認定,需從合法性、客觀性和關聯性三個層面衡量。以“區塊鏈存證第一案”為例進行分析。該案中,原告華泰一媒主張被告道同科技在其運營的網站中,發布由原告享有著作權的文章,并將該侵權網頁的URL通過API接口傳輸至某存證平臺,申請對侵權網頁進行固定。存證平臺通過puppeteer插件和curl插件對目標網頁進行截圖和源碼獲取,并產生操作日志,記錄調用時間,將前述獲得內容進行打包計算其SHA256哈希值后,上傳至FACTOM區塊鏈和比特幣區塊鏈進行電子數據保存。后浙江某司法鑒定中心對被保全的電子證據是否被篡改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杭州互聯網法院根據司法鑒定中心鑒定步驟,對區塊鏈保存電子數據進行FAC-TOM區塊鏈和比特幣區塊鏈查詢,查詢結果與鑒定結果一致。在百度中搜索“哈希值計算工具”,通過ATOOL在線工具對侵權文件包進行哈希值計算,得出的SHA256值與FACTOM區塊鏈存放的內容一致。   圖3 區塊鏈存證技術運用于民事訴訟的模型   首先,證據合法性的判斷,是依據法條的主觀認定過程,主要取決于取證主體、證據形式、取證程序以及證據的來源與運用四個方面。該案的取證主體是華泰一媒,經法院審查認定,華泰一媒具有原告資格,故屬于合法的取證主體;證據形式是區塊鏈存證平臺中的電子證據,2016年9月9日公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實質上確定了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而區塊鏈存證平臺實質上只是該案電子證據的載體,對此,雖存在原件和復印件的屬性之爭,4但并不影響其電子證據的本質,故證據形式亦合法;取證程序是經法院認可且具備相關資質的存證公司保全,后由司法鑒定機構鑒定,再由法院對鑒定意見進行審查,整個流程在具有國家公信力的機構見證下環環相扣。通過該案判決可以看出,法院對該取證程序的合法性持認可態度。根據案情,證據來源與運用均無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及公序良俗。因此,該案所涉的區塊鏈存證具備合法性。   其次,電子證據的客觀性判斷,主要圍繞證據是否清潔、是否被篡改進行認定。2018年9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互聯網法院對于區塊鏈存證真實性的審查及審查要素。該案中所涉電子證據,與傳統電子證據不同,其電子數據的生成,系存證公司直接從侵權網頁智能抓取,從源頭上防止了數據被污染。而對該電子數據的存儲和轉移,則依托于區塊鏈存證平臺,基于區塊鏈不可篡改性、加密性、去中心化以及全節點驗證的特征,整個存儲過程安全而透明,保證了電子證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再者,經過司法鑒定的比對,確認區塊中存儲的數據與原始數據一致,因此,在司法上“完全可以”排除合理懷疑。   最后,關聯性判斷,即證據與待證事實應有最低限度的證明能力。該案中,侵權網頁的截圖直接證明了被告道同科技對原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犯過程及結果,在理論層面,屬于直接證據,證明力大于間接證據。而傳統的電子證據由于其本身的桎梏,一直以來證明力不強,一定程度上會削弱該直接證據的證明力。區塊鏈存證平臺利用技術優勢解決了傳統電子證據的桎梏,實現技術補強,保證了其存儲證據的證明力。故而,區塊鏈技術實際上是電子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黏合劑”。   綜合上述對區塊鏈證據的分析,區塊鏈存證技術并不會改變其所存儲電子證據的證據資格,相反,其技術補強所帶來的天然公證效力,使得電子證據的可采性得到增強,這也是杭州互聯網法院對該案電子證據予以采信的重要原因。但區塊鏈帶來的技術優勢,并不代表區塊鏈證據絕對具有證據能力,因而,在運用區塊鏈證據之前,對其證據能力的審查尤為必要。   (二)技術自證的革新:“區塊鏈”證據的證明力分析   傳統電子證據的提取、固定以及對其證據能力的證明,往往由當事人完成,而電子證據的高科技屬性,使得當事人難以用與之相應的科技手段同步自主取證、固定。因此,實踐中,電子證據往往以書證等其他類型的證據形式出現,5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電子證據的獨立性,6同時,人為地將電子數據原件轉化為他種形式的復制件,無疑是對電子證據證明力的削弱———電子證據本就因為其自身的可篡改性而證明力不高———而伴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大量案件中涌現出難辨真偽的轉化型電子證據,如微信聊天記錄截圖等。這些難辨真偽的電子證據,如果不經過專業鑒定,將很難被法官采信,而如對這些電子證據逐一進行鑒定,基于當前我國司法資源的配置狀況,無疑會產生嚴重的司法負擔。因此,一直以來對國家公證的高度依賴性使傳統電子證據的可采性極低。據統計,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庭對電子證據未明確作出是否采信的判斷,其占比92.8%;明確作出采信判斷的只是少數,僅占比7.2%”。7   區塊鏈存證技術的出現,突破了傳統電子證據運用的障礙,其在保留傳統電子證據屬性的同時,以技術自證代替國家公證,形成強有力的證據補強。作為分布式分類賬本,區塊鏈存證平臺極大地降低了數據被篡改的可能,而電子數據在各區塊間傳輸過程中形成的每一個時間戳,實現了全節點實時監控,形成強有力的自我背書,換句話說,每一次的數據傳輸,都可以視作對前一節點鏈上證據真實性的補強,而這種即時性的補強,無需經歷傳統公證漫長的等待。因此,區塊鏈存證平臺所帶來的技術自證,不僅打破了電子證據閑置適用的僵局,更創建出一種無需信任的共識機制,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程度的接近真實。需要注意的是,縱然區塊鏈技術補強了電子證據,但區塊鏈不等于證據鏈,存證平臺上的電子證據的證明力仍應被放在全案證據中考量。   (三)“區塊鏈”存證技術的馴服與利用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對區塊鏈存證技術的運用,是以法院認定———司法鑒定為法院認定提供參考為主導的,并未完全體現區塊鏈技術本身去中心化、去信任的特點,這主要是出于對存證平臺的不信任。8據筆者調研,目前市場上存證平臺分為兩種:一種是專業從事電子存證服務的平臺,一種是兼具電子存證功能的綜合性平臺。其中,絕大多數平臺為商業性存證平臺,司法機關的存證平臺為少數。而各存證平臺的取證方式、存儲技術也不盡相同。如“區塊鏈存證第一案”,就是存證平臺直接從侵權網頁對電子數據進行智能抓取,這種取證方式在源頭上保證了數據的清潔性。而實踐中,更多存證平臺則是對轉化后的電子數據(如微信聊天記錄截圖)進行存儲,這種存證方式即使流程再安全,對于源頭上被污染的證據,也無法辨別,只能機械存儲。因此,對于存證平臺的資質、取證手法、存儲技術,急需相關部門出臺相關規則加以明確。   司法對于新興事物的接納常?煊诹⒎,對區塊鏈存證技術亦是如此。目前,立法領域對于區塊鏈證據的具體適用規則仍為空白,互聯網法院對于區塊鏈存證雖持接納態度,也仍會依據現行證據法對個案中的區塊鏈證據進行考量。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必然會有超出現有法律框架的情形,而對于過于落后或過于超前的技術,法律不會也無需去評價與接納。因此,區塊鏈技術即使發展再迅猛,司法機關也只會在法律的界限內有選擇地利用。   四、展望未來:區塊鏈存證技術與司法   (一)區塊鏈電子存證的司法認定標準   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背景下,電子證據即使被先進的技術加持過,也必須經受庭審質證與認證的考驗!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僅是對區塊鏈存證方式的承認,并未對區塊鏈證據的具體認證、質證規則有進一步的詳細規定。而“區塊鏈存證第一案”,由于被告未對該案電子證據進行質證,也并不能折射出審判階段完整的證據認定過程,立法的空白使得現階段互聯網法院對于區塊鏈證據的認定,僅能根據其內部的操作規范進行;ヂ摼W法院認證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步驟:1.存證平臺鏈條與法院證據平臺互聯,電子數據存入法院平臺,生成存證編號;2.法院依職權或依申請調取電子數據;3.法院將平臺存證與原始數據進行哈希值比對,核驗無誤后,證據被納入訴訟程序,而訴訟階段的質證過程,則仍在現有證據法框架下進行。9對于該種認證流程,目前尚在試行階段,需要經過幾家互聯網法院相當一段時間的司法實踐進行檢驗,至于是否適合成規模地被各級法院適用,仍需待立法加以明確。   此外,通過上述認證流程可以看出,互聯網法院對于存證平臺的資質是認可的,而存證平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2015年《電子簽名法》的修改過程中,第十八條中的“申請人應當持電子認證許可證書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企業登記手續”被刪除,即取消了從事電子認證服務應先取得電子認證許可證的前置條件,雖然很大程度上為電子數據的使用降低了門檻,但仍堅持電子認證許可證書的必要性。同樣,在區塊鏈存證過程中,第三方存證平臺作為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橋梁至關重要,因此對于存證平臺的資質審查必不可少,且應在認證流程之前進行,而其體現出的另一層含義是,離區塊鏈存證所希望達到的高效仍存在一定距離,要想實現高效,需要技術與規則的不斷融合。   (二)探索多領域的司法運用   2019年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措施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提到,要牢牢把握區塊鏈這種新技術,在審判執行和司法改革中切實運用。“五五改革綱要”傳遞出的信息預示著,區塊鏈技術在司法領域的運用面將逐步擴大。比如在司法公開層面,可以探索運用區塊鏈技術搭建平臺,進一步擴大司法公開的廣度和深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又比如在審判執行領域,區塊鏈技術可以做到永久儲存執行信息,對于“老賴”行為,整個區塊鏈全節點見證,無需另行創建失信黑名單,即可對執行債務人形成震懾。   目前,區塊鏈存證技術僅在網絡版權、金融服務、電子合同認定等民商事領域適用,而刑事領域僅適用于少數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10筆者認為之所以在刑事領域適用滯后,一是由于刑事領域的證據標準高;二是由于刑事案件的多方參與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偵查、起訴和審判過程均使用各自的平臺,缺乏互聯互通共享機制,無法實現部門之間信息的在線查看。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使刑事訴訟程序中細微的變動都可能對整個程序產生顛覆性影響,筆者認為,區塊鏈技術在刑事訴訟領域的適用不應操之過急,初級階段可采取各自作為分中心的一體化方案,如可以建立全國各省公安聯盟鏈。聯盟鏈不僅減少各種交接程序,還能實現信息共享。例如,由首個構建公安聯盟鏈的機關建立數據模型來制定大方針管控,假設構建的聯盟鏈上可存放10類數據(如慣犯信息、布控車輛跨區域攔截等),該機關首先將自己的數據存放于鏈上,然后其他各省再將自己的數據陸續存放于聯盟鏈上,這樣就實現了公安層面的數據共享,有利于提高案件偵辦效率。若區塊鏈刑事領域一體化構想得到實現,這將會為刑事案件辦理模式帶來更大變革。   五、結語   法律天然的滯后性在某種層面上使技術發展或多或少突破法律框架,也使得技術治理或多或少在效率上領先于法律治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技術可以代替法律,再完美的技術設計,都無法脫離現有的法律規范而自創出一套規則體系,同時,技術在注重提升司法效率的同時,也可能會威脅到其非效率價值,如公正與個人權利。雖然,我國法院在信息互聯的二十多年間,一直游走在信息化的末端,而現階段的“區塊鏈”存證技術,也僅是區塊鏈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淺層嘗試,隨著技術進步,新興科技技術在司法領域必將大展身手———區塊鏈技術在司法領域的運用也早已脫離了其最初與比特幣形影不離的狀態。面對當下科技對法律的沖擊與挑戰,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要保持謹慎寬容的心態去觀察與思考,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與方案,促進技術理性與法律理性于司法的相統一。   注釋   1李兆森、李彩虹.基于區塊鏈的電子數據存證應用研究[J].軟件,2017.   2參見杭州互聯網法院發布于其官網的2018年十大典型案例。   3(1)(2)鄭戈.區塊鏈與未來法治[J].東方法學,2018,(3).   4(1)張玉潔.區塊鏈技術的司法適用、體系難題與證據法革新[J].東方法學,2019,(3).   5(1)雖然司法解釋明確了以書證、物證等為載體的電子數據應屬于電子證據,但筆者認為,這是立法急于跟進現有技術,保證電子證據的獨立性,從而忽視與現有概念的重合所致,學理上頗為牽強,故理論界對此尚有爭論。   6(2)理論上,對于電子數據的法律屬性存在多種說法,如視聽資料說、書證說、鑒定意見說、混合證據說、獨立證據說等。   7(3)劉品新.印證與概率:電子證據的客觀化采信[J].環球法律評論,2017,(4).   8(4)筆者在裁判文書網上以“互聯網法院”、“區塊鏈存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不支持區塊鏈證據作為定案依據的判決,均是因為對存證公司的資質存有質疑。   9(1)參見杭州互聯網法院發布的《杭州互聯網法院電子數據平臺規范(試行)》(2018年6月28日)、廣州互聯網法院發布的《關于電子數據存儲和使用若干規定(試行)》(2019年3月30日)。   10(2)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訴[2017]14號)。 點擊查看>>民事訴訟證據論文(經典范文8篇)其他文章
    楊慧妍,趙子玉.證據法視角下“區塊鏈”存證技術認知[J].云南警官學院學報,2020(01):98-104.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faxuelilun/20200424/8329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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