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能恪守政治規矩的影響因素探究

曾國藩論文3000字第八篇:曾國藩能恪守政治規矩的影響因素探究 摘要: 晚清政治家曾國藩在惡劣政治生態中始終恪守心中的政治規矩, 其政治規矩實踐體現為:辯義利輕重之別, 顧全大局;規上下權力之范, 維護權威;防內外朋黨之患, 遠離巨室;杜左右宗派之風, 規避山頭。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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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論文3000字第八篇:曾國藩能恪守政治規矩的影響因素探究   摘要:晚清政治家曾國藩在惡劣政治生態中始終恪守心中的政治規矩, 其政治規矩實踐體現為:辯義利輕重之別, 顧全大局;規上下權力之范, 維護權威;防內外朋黨之患, 遠離巨室;杜左右宗派之風, 規避山頭。曾國藩遵守政治規矩的背后, 離不開指導、約束其政治規矩實踐的生成機制, 即內圣外王之道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參透盛衰盈虛為特征的心智模式, 團隊夾持箴勸為形式的團隊文化。   關鍵詞:政治規矩; 政治生態; 曾國藩; 心智模式;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Zeng Guofan's Political Rules   ZHOU Hai-sheng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Huai'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bstract:Zeng Guofan, a politici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ways adhered to his own political rules in the bad political ecology, and his politi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knowing the weight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authority; and keeping out of clique politics or big nobles. Zeng Guofan obeyed these political rules with the guidance and restraint of the rule mechanism in political practice, namely the value system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mental models featured by understanding ups and downs, and the team culture of admonishing.   晚清政治家曾國藩身處時代可謂政治生態惡劣, 但卻始終恪守心中規矩準繩, 清醒面對威權、盛勢, 辯義利輕重之別, 顧全大局;規上下權力之范, 維護權威;防內外朋黨之患, 遠離巨室;杜左右宗派之風, 規避山頭[1]。曾國藩能恪守政治規矩, 離不開由其價值體系、思維特征和團隊文化諸因素所構成的政治規矩生成機制。探討曾國藩的政治規矩生成機制, 可以為當前講紀律、守規矩提供一定歷史殷鑒。   一、曾國藩講政治規矩, 離不開內圣外王之道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 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建設, 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千百年來, 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也注重價值觀念和人生格局問題。內圣外王之道是其價值觀念經典模式, 用現代語言解釋, 就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和體系化展開。不僅儒家如此, 其它曾在中國文化傳統上打上烙印的思想學說也倡導內圣外王之道, 只是各自主張的內涵與路徑不同而已。梁啟超就曾在《莊子·天下篇釋義》指出, 內圣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體, 其旨歸在于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新原道·緒論》中也認為, 在中國哲學中, 無論哪一派哪一家, 都自以為是講內圣外王之道。   曾國藩青年時期也立下了這樣的遠大志向和目標追求, “有志學為圣賢”。他在與諸弟論及讀書、做人、交友之理時提出:“君子之立志也, 有民胞物與之量, 有內圣外王之業, 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 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 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 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2]后來還專制聯語“不為圣賢, 便為禽獸”[3]以自警?v覽曾國藩一生, 就是不斷豐富完善價值體系、夯實筑牢價值基礎的過程。其中的精神要素必然牽引、決定著其包括恪守政治規矩等在內的政治實踐。   (一) 簡單模仿、機械套用理學修身之法   成為翰林后, 曾國藩以做一個合格的詞臣自期, 悠游于經史典籍。同時, 也在思考著如何成為一名對國家、人民有用的官員。但總的來說, 成效不明顯。直到后來接觸到理學, 曾國藩價值體系才以此為基礎, 日益豐富和發展。理學精義為何?理學把人倫規范、道德律令視為天理在現實社會的具體體現。體現在個人身上, 就是要鍛造君子人格, “學做圣賢”, 舉手投足都以道德掛帥, 強調符合道德規范。   1841年, 拜訪京城理學名家唐鑒時, 唐的一席談話, 深深影響了曾國藩, 此后, 曾國藩步入理學之門。他在日記中曾記載下對他一生治學為人有至關重要影響的這次拜訪。“至唐鏡海先生處, 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 即以為課程, 身體力行, 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 一經果能通, 則諸經可旁及。…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 曰考核, 曰文章?己酥畬W, 多求粗而遺精, 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 非精于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 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 古人已然之跡, 法戒昭然;歷代典章, 不外乎此…又言檢攝于外, 只有‘整齊嚴肅’四字, 持守于內, 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 萬不可掩著云云。聽之, 昭然若發蒙也。”[4]“昭然若發蒙”揭示這次拜訪, 對曾國藩一生讀書治學、修德進業的影響深刻悠遠。曾國藩一改初為詞臣時醉心于文學書法的治學門徑, 就此以宋明理學為宗兼攝其它學問。次年, 在唐鑒引薦下, 曾又結識理學名人倭仁。“拜倭艮峰前輩, 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失此不察, 則心放難收矣。又云:人心善惡之幾, 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又教余寫日課, 當即寫, 不宜再因循。”[5]所謂“研幾”, 即研判內心不合道德的苗頭、動機或端倪。要用幾十年前話語體系來說, 是“狠斗私字一閃念”, 用現在話說是對照查擺。士人要時刻對照標準義理, 檢查、審視自己瞬間產生的念頭、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細微小事, 且將之與修齊治平的大事聯系起來。具體則通過寫日記的方式時時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此后, 曾國藩的日記中又多了檢身反省的內容, 每日里致力于“研幾”實踐, 把日,嵤轮心切┳哉J為是被私欲沾污的點滴言行舉止記入日記, 予以評論, 揪斗心中卑污骯臟之處。   明清時期被官方捧為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 雖有扼殺自由、禁錮人心的偏弊, 但是, 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仍有積極作用。曾國藩修習理學的經歷對其道德境界的提升, 有決定性影響。以理學思想為基礎的價值觀念, 是其政治活動的思想防線。   這時期, 曾國藩對思想道德的錘煉, 對價值體系的鍛造, 還處于簡單的模仿和機械的套用。還沒有領會出儒家修身進德的真諦, 更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因此, 在日記中大多體現為單純的道德層面苛刻的反省和自責。連瞬間一閃念、夜中一場夢也不放過。其學生、晚清文學家黎庶昌就此稱“其為日記, 力求改過, 多痛自刻責之語。”[6]   (二) 結合實際, 思考提煉曾氏價值體系   隨著修習理學的深入, 曾國藩逐漸理解到理學精義所在, 慢慢以理學為核心, 但又突破理學門戶, 走上兼容并包之路。經過潛心學習, 戰爭洗禮, 以及1857年至1858年間回鄉守制時的閉門反思, 復出后的曾國藩在軍務倥傯之余, 結合祖父輩和自己的生活經驗、儒家及其他學說的經典要義、所處的環境及時代, 不斷琢磨, 思考總結修身治家治事之法。   1860年5月, 在曾國藩即將成為兩江總督之前, 他在安徽宿松軍營寫家書給四弟國潢, 稱已完整提煉出祖父治家之法, 稱為八字訣。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 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個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 起早也;掃者, 掃屋也;考者, 祖先祭祀, 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 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 親族鄰里, 時時周旋, 賀喜吊喪, 問疾濟急, 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于此數端最為認真。故余戲述為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7]   1861年年初, 正是曾國藩在祁門遭遇軍事大挫折的時期。曾國藩在安徽祁門軍營給四弟寫信, 告知安徽祁門軍情緊急, 他已抱定以身許國、戰死疆場的決心。寫此遺囑, 囑咐其弟教育子侄, 要牢記星岡公的“八寶”和自己的“八本”, 作為家訓家規。   “家中兄弟子侄, 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 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 曰:‘不信地仙, 不信醫藥, 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 曰:‘讀書以訓詁為本, 作詩文以聲調為本, 事親以得歡心為本, 養生以戒惱怒為本, 立身以不妄語為本, (即不扯謊也) 居家以不晏起為本, 作官以不要錢為本, 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此八本者, 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 弟亦當教諸子侄謹記之。”[8]   這一時期, 他還反復思考, 逐漸總結出構成個人思想品德的關鍵要素。在給兒子的信中, 提出“勤儉剛明忠恕謙渾”是人生八種品德, 前四者對己, 后四者對人。要求各人根據自己的情況仔細揣摩加以力行[9]。曾國藩從儒家經典精神格物致知、正意誠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出發, 結合曾家傳統和治軍理政實際, 加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其他思想流派精神的吸收提煉, 形成曾氏特色的價值體系, 主要體現就是上述曾氏要求作為家規家訓的“八寶”“八本”“八德”等雖簡約而透徹的主張。   (三) 打通心、身、世和未知世界界限, 實現價值觀升華   1870年, 曾國藩抱病處理“天津教案”, 遭受重大挫敗。個人聲望清譽從收復東南時的顛峰跌至谷底。在“內疚神明, 外慚清議”中重回兩江總督之任。此時他右眼已失明, 多種病痛折磨;對國家前途命運的看法日益悲觀;感覺自己已是風燭殘年, 行將就木, 時日無多, 更加集中精力于反思內外王之道。并于此年年底, 歸納出日課四條, 即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10]。當作自己的遺言, 要求子孫后代世世相守。   “一曰慎獨則心安。…《大學》之‘誠意’章, 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 惡惡如惡惡臭, 力去人欲, 以存天理, 則《大學》之所謂自慊, 《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 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 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 所謂養心莫善于寡, 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 則內省不疚, 可以對天地, 質鬼神…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 孔門持以教人, 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 不離此旨。…   三曰求仁則人悅。…孔門教人, 莫大于求仁, 而其最切者, 莫要于“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數語。…   四曰習勞則神欽。…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 以成數石之粟, 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 終歲逸樂, 不管一業, 而食必珍羞, 衣必錦繡, 酣豢高眠, 一呼百諾, 此天下最不平之事, 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   曾國藩此論在價值體系上有四層蘊意。   其一, 此論是終極家規。曾氏是將此四條作為最終遺言, 要求家族成員世代相守, 長久傳承的。他提出, 不但他自己和兩個兒子, 其他兄弟家的人都要相互激勵, 每天、每月以此四條相課, 互相督促完成這些修養內容。這樣, 既有任務, 也有落實, 也有考核。“慎獨”等四條, 成了曾氏家族共同修身的必修課, 子孫后代的必修課。   其二, 此論是價值判斷。“慎獨”確實是自我修養的良方, 宋明理學就把“慎獨”作為自我修養的方法。曾氏的深刻在于, 強調了“慎獨”在道德品行、人生歷程中的重要性, 指出它是一種切實可行的人生修養的路徑?少F的是去做, 要在現實環境約束之下做到最好。   其三, 此論是文化自信。曾國藩不僅深刻透徹理解了儒家獨門心傳理念“慎獨”, 而且已經融會貫通, 并提煉表述的極其精當。“皆不外乎是”“至程朱則千言萬語, 不離此旨”“孔門教人, 莫大于求仁”等數句, 說明他對儒家自孔子一脈至程朱理學之論, 已經了然于胸。于平淡樸實一句之中, 體現出極其深遠悠長的文化自信。   其四, 此論是終極感悟。“日課四條”闡明了人的一生中, 應對心靈世界、身體存在、人際關系、未知世界的根本法則, 表明他貫通了自我、本我、他我和大我的界限, 從而達到了價值體系的升華。   二、曾國藩講政治規矩, 離不開參透盛衰盈虛為特征的心智模式   明清以后科舉基本教材是《四書》和《五經》。必備參考書則是宋代朱熹對《四書》和《五經》的注釋。曾國藩出身科舉, 自然非常熟悉《易經》。從日記來看, 曾國藩曾多次通讀《易經》, 也會打卦。他深諳易經陰陽之理, 深知盛衰興亡無常。因而在政治活動中, 總是以關切矛盾對立雙方相互轉化的心智模式來展開思考, 認為政治人物須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作退場思;防止盈滿驕縱等。   (一) 用“求缺”規避過于圓滿   曾國藩特別強調矛盾雙方對立統一, 認為事物發展到極致后, 會向對立面轉化。體現在人和事上, 就是沒有人是沒有缺陷的, 天地人間之事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一旦圓滿, 馬上就會向反方向轉化, 此為天道。所以君子不敢求全, 小人則只知求全。   他說:“嘗觀《易》之道, 察盈虛消息之理, 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 天有孤虛, 地闕東南, 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君子但知有悔耳;谡, 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 而吝與兇隨之矣。”[11]道光二十五年作《求闕齋記》, 充分展現了他的“求缺”思想。稱“國藩讀《易》”, 體會到“天地之氣, 陽至矣, 則退而生陰;陰至矣, 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 自然之理也。”[12]為解決這個矛盾, 不讓矛盾的一面向另一對立面轉化, 就要“求缺”。還在年輕時, 曾國藩就做過很多求缺的事情。例如, 故意留些欠債暫時不還, 不多置衣服, 不滿足家人的全部要求, 等等。他在解釋欠債不還時說:“舊債盡清, 則好處太全, 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 則好中不足, 亦處樂之法也。”[13]對于孝敬恭順的曾國藩來說, 他還提出, 為能讓長輩得到幸福長壽這些圓滿, 那么后輩們必須要有點缺陷。“蓋求缺于他事, 而求全于堂上。”[14]   (二) 用“自概”防范過于盈盛   中國歷史上, 但凡不注重專制社會政治規矩的政治人物, 成功以后基本都是剛愎自用、不知收斂、飛揚跋扈、驕橫盈滿, 把權勢用盡的人。一旦時勢變化, 就容易走向成功、權勢、榮華富貴的反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漢代霍光的例子!稘h書·霍光金日磾傳》稱, 匡扶過幾代漢帝的霍光雖起過安危定傾的作用, 但終因威權震主而令漢帝如“芒刺在背”, 遂致“禍萌驂乘”, 死后族滅。   隨著湘軍戰區的拓展, 曾家兄弟勢力漸大、威權更重, 曾國藩多次以霍光舉例, 告誡家庭成員特別是帶重兵的曾國荃要懂得盈虛損益轉化之道。   我們可以以曾氏家族發展的三個重要節點談這個問題。   其一, 攻下安慶之后。曾國藩弟國荃打下安慶之后, 湘軍取得對太平軍的戰略優勢。這時曾氏家族聲名鵲起, 曾國藩已是兩江總督, 九弟曾國荃和幺弟曾國葆都已成為湘軍統將。曾國藩此時更加關注整個家族心態作風, 擔心出現飛揚跋扈、驕奢淫逸的現象。   1861年9月, 安慶之役后不久, 曾國藩在停泊于安慶江邊的船上, 提筆給兄弟子侄寫信, 指出:“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 凡貴家之子弟, 其矜驕流于不自覺, 凡富家之子弟, 其奢侈流于不自覺, 勢為之也。欲求家運綿長, 子弟無傲慢之容, 房室無暴殄之物, 則庶幾矣。”[15]信中沒有描述安慶的激戰, 也沒有夸耀他的戰績, 而是鄭重告誡, 富貴之家子弟, 奢侈驕矜勢所難免, 因此更應特別注意戒傲戒惰, 才能保持家運綿延。   其二, 兵臨金陵城下。1862年5月30日, 湘軍彭玉麟水師進泊江寧護城河口, 曾國荃率湘軍扎營雨花臺。湘軍兵臨金陵城下, 奪取金陵看來是指日可待之事。   在曾國藩看來卻也是曾氏家族要避免從興盛急速轉向衰危的臨界點。因此不斷警醒整個家族, 要防范因驕縱盈滿而導致由盛轉衰。其中重點要教育的對象是九弟國荃。他在6月份告誡稱,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 余忝竊將相, 沅所統近二萬人, 季所統四五千人, 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 七拜君恩, 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 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 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 仍假手于人以概之;羰嫌瘽M, 魏相概之, 宣帝概之, 諸葛恪盈滿, 孫峻概之, 吳主概之。”所以, 不要等他人來概, 而要自己概。如何自己概呢?曾國藩提出, “自概之道云何, 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廉字, 慎字改為謙字, 勤字改為勞字, 尤為明淺, 確有可下手之處。”[16]要想不遭天概、人概, 唯有“設法先自概之”, 自己主動地減去幾分權勢威名。對于在家鄉的四弟國潢, 曾國藩也致信提出:富貴人家, 要牢記“盛時常作衰時想, 上場當念下場時。”[17]時刻提醒家族成員保持“有福不可享盡, 有勢不可使盡”的意識。若不是深明盛衰興替之理, 自然難以擁有這份清醒。   其三, 攻下金陵之際。曾國荃攜湘軍攻下金陵, 奪得平息內戰的首功。兄弟同日封爵, 曾家儼然當世豪門。曾國藩保持著清醒平靜的心情、戰兢悚懼的心態, 用盈虛盛衰此消彼長的規律反復說明勤儉、謙退以保全家運悠長的道理。“吾家子侄, 須以勤儉二字自勉, 庶幾長保盛美。觀《漢書·霍光傳》, 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 觀《金日磾》《張安世》二傳, 解示后輩可也。”[18]   如上述, 九弟曾國荃是曾國藩重點教育和擔心的對象。兄弟間也曾私下籌議攻克金陵之后的進退出處。但真到攻克金陵之后, 彼時的曾國荃, 雖然因未抓獲天王幼子和說不清楚傳說中太平天國囤積在金陵的巨量財富下落而飽受指責, 甚至這一時期有關湘軍鯨吞財貨的流言也在朝野上下傳播, 但手握五萬虎狼之師, 身任浙江巡撫實職, 頭頂平叛首功光環, 年齡剛屆不惑之年, 正是志得意滿之時, 仍想著繼續前進, 能位極人臣, 享受功名利祿、榮華富貴。曾國藩就反復跟他說明功成身退的道理, 甚至于逼迫其弟就范, 總算做通曾國荃的思想。不久, 曾氏即向朝廷表明要裁撤湘軍、曾國荃要回鄉養病。其出發點, 一當然是好讓朝廷放心。二是要人為地減掉幾分權勢和威望, 盡量用曾氏所說“自概”的方式, 規避盛衰榮辱盈虧臨界點的到來。   為安慰九弟, 曾國藩作“沅甫弟四十一初度”組詩, 其中第十首道盡曾氏“月盈則虧, 運盛則衰”、要抱定“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辯證思維特征。詩稱“左列鐘銘右謗書, 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 萬事浮云過太虛。”[19]   三、曾國藩講政治規矩, 離不開團隊夾持箴勸為形式的團隊文化   曾國藩無論在做京官時期, 還是在后來創立湘軍, 推進近代中國自強運動期間, 都注重培養造就人才, 身邊也始終有一支團隊, 帶兵作戰后更建立了晚清頗負聲名的幕府, 吸納了當時中國諸多優秀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人才。這支團隊有兩大特色。一是多湖南人。從同為湘軍領袖的胡林翼, 到左宗棠、李續賓李續宜兄弟、江忠源、郭嵩燾、劉蓉等, 都是湖南人, 既有湖南人堅毅頑強的性格, 又深受當時湖南經世致用思想傳統的影響, 反對浮夸虛偽, 注重實學救世。與這些人為伍, 自然不會形成趨炎附勢、黨同伐異、阿諛奉承的文化, 而更多的是諍諍相勸、匡救時艱、襟懷坦蕩的氛圍;二是多修習理學, 注重道德操守。在湖南岳麓書院讀書和在京城做翰林儲才養望時期, 他就結交了郭嵩燾、劉蓉、何桂珍、陳源袞、吳庭棟等講習理學、品行端正的好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 則有鏡海先生、艮峰前輩、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 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近來聞好友甚多, 予不欲先去拜別人, 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 此大益也。”[20]既然修習理學, 必然按理學路數互相指出道德品行上的不端之處, 以求修德潤身。因而其日記中就常有以下類似的記錄。“蕙西忠愛之忱形于詞色, 而予付之諧謔。蕙西比即面責, 真直諒之友。”[21]“予嘗言竹如:‘貞足干事, 予所缺者, 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 蓋欲我鎮躁, 以歸于靜, 以漸幾于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22]“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 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 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 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 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23]曾國藩本身也刻意通過發揮身邊好友、師長的箴勸、鏡鑒作用, 時時糾正自己言行不逮之處, 促進自己道德品行符合儒家圣賢君子的要求。   這種始終注重聽取師友勸誡的心態、寬容對待同伴批評的胸懷, 以及身邊講規矩有紀律、講道德有品行的團隊成員的始終存在, 便形成一種批評文化和糾錯機制, 在宏觀政治生態惡劣的環境下足以在微觀層面保證曾國藩恪守政治規矩, 減少犯失誤的概率。這也類似現代語境下的“第一種形態”, 存在著一種“紅紅臉、出出汗、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的文化。一旦曾國藩政治行為、道德操守越過團隊所共同遵守的價值和文化規范, 自然會遭到團隊成員的提醒、勸告甚至批評。   這種團隊批評文化和糾錯機制, 比較典型的體現在晚清另一名人、名將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幾次嚴厲批評上。   左宗棠是湘軍重要成員, 也是曾國藩重要政治伙伴。曾因戰功極其出眾, 兼具戰略才干, 得曾國藩力薦, 稱其“剛明耐苦, 曉暢兵機”, 很快即被提拔為浙江巡撫, 獨擋一面。但他并不因曾氏力薦之情, 就不去批評他認為曾國藩做的不當之處;曾國藩也不因左宗棠批評的不留情面甚至盛氣凌人, 就不去吸取其批評中的合理之處。   1854年, 曾國藩率湘軍作戰遇到第一次慘敗———靖港之敗。曾國藩在又氣又羞之下, “投湘自溺”[24]。左宗棠并沒有像當時長沙官場中人一般, 冷眼看待曾氏。而是從長沙城縋城而出, 前去安慰他。但也批評指出, 曾的自殺, 于情不洽, 于禮不符, 更于義不合。   至1857年初, 太平軍杰出將領石達開在江西東西兩面取得優勢, 部分地區建立了太平天國政權。曾國藩被擠壓在鄱陽湖狹長地帶, 軍事上被動, 在江西官場又處于受排斥狀態。當得知父親去世的噩耗, 心灰意冷的曾國藩在悲傷之余, 部署軍事善后事宜后, 和一同在江西作戰的六弟曾國華、九弟曾國荃趕回家鄉。隨后, 不理會朝廷征調, 提出無須奪情, 要在家守制。此舉一時引起輿論大嘩。因為, 按禮制, 官員在承平之時, 因父親或母親去世須守制三年, 不得以公務為由不守禮制;但處于危急如戰爭時期, 則根據國家需要和征召, 不需守制, 出來承擔公職, 素服治事, 不參與吉禮, 即奪情。按理說這也是政治規矩。此事又遭左宗棠批評。左氏向曾指出, 根本不存在曾氏所辯解的奪情與守制的困境。他一層一層反駁曾的理由。“《綱目》一書于奪情題后一事, 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 所以重綱常、維名教, 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 經義直捷了當, 更無可疑。誠以兵禮、喪禮同一兇事, 并無所謂希榮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際, 事機急迫, 有萬不能無變者。…區區之愚, 但謂匆遽奔喪, 不俟朝命, 似非禮非義, 不可不辨。然既已戴星而歸, 則已成事不說;既不俟命而歸, 豈復可不俟命而出?則一聽之朝命而已。”[25]待到曾氏兄弟奪下金陵之后, 左宗棠認為曾氏有故意欺瞞朝廷之意, 按現在話就是沒對組織說實話, 有違政治規矩, 于是就小天王逃出之事, 對曾氏大加聲討。“據金陵逃出難民供, 偽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 二十六日, 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黃文金等) 茲復借偽幼主為名, 號召賊黨, 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26]   鑒于對左宗棠就金陵城破時混亂之中難免有疏漏的過分挑剔, 曾國藩倒沒有像以往那樣客氣, 在奏折中指出, “是夕賊從缺口沖出, 我軍巷戰終日, 并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 無可指之汛地, 礙難參辦 (防范不力之員弁) 。且杭州省城克復時, 偽康王汪海洋, 偽聽王陳炳文兩股十萬之眾, 全數逸出, 尚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 亦應暫緩參辦。”[27]   對于曾國藩的反批評, 左宗棠再次辯解, “至云杭賊全數出竄, 未糾參, 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 而杭、余則并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凈盡, 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 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 寧國無賊不守, 至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 毫無阻遏, 臣屢以為言, 而曾國藩漠然不復介意。”[28]   時人和后人對兩人之爭執和最終交惡, 提出了若干解釋。如左氏后人左景伊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書中, 就提出, 這是兩人的默契, 是故意使然, 以讓清廷放心。就本論而言, 這是因為兩人長期習于相互箴勸, 各自從自己角度出發, 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 那就要反對對方的錯謬, 而產生的爭執。左宗棠在曾氏去世之時致送挽聯稱“謀國之忠, 知人之明, 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 攻錯若石, 相期無負平生。”[29]當是最好的注腳。而這也正是曾氏身邊存在的湘軍集團成員間通過批評和規勸, 降低彼此在專制社會環境下不犯重大政治失誤、逾越政治規矩的文化氛圍和糾錯機制。   參考文獻   [1]周海生.曾國藩也講“政治規矩”[M].領導科學.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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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生.論曾國藩政治規矩的生成機制[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8,35(01):6-12.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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