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記》中對胡適形象的評價探討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八篇:《夏鼐日記》中對胡適形象的評價探討 摘要: 在20世紀中國的學術史中,胡適是叱咤風云的學術大師,以其獨有的自由主義思想為標志,縱橫捭闔。夏鼐作為胡適的后輩學人,政治木訥卻思維敏銳,以日記這個獨特視角記錄了胡適命運的變化,著墨不多卻形象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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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八篇:《夏鼐日記》中對胡適形象的評價探討   摘要:在20世紀中國的學術史中,胡適是叱咤風云的學術大師,以其獨有的自由主義思想為標志,縱橫捭闔。夏鼐作為胡適的后輩學人,政治木訥卻思維敏銳,以日記這個獨特視角記錄了胡適命運的變化,著墨不多卻形象豐滿。夏鼐與胡適交往的次數屈指可數,卻不可思議地完成了由單純的崇拜者到平等溝通的學者再到批判者,直至追憶人的身份轉變!断呢救沼洝匪故镜暮m形象的變化進一步反映了社會與時代的變遷。   關鍵詞:《夏鼐日記》; 胡適; 考古; 思想;   Scholar’s Interaction:The 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ary of Xia Nai   PEI Shi-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 th century,Hu Shi was an academic master,marked by his unique liberalism.As a young scholar compared with Hu Shi,Xia Nai is politically savvy but has a keen mind.He recorded the change of Hu Shi's fate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diary,althrough,there is not much words but full image.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contacts between Xia Nai and Hu Shi,but they have incredibly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mple admirer to an equal communication scholar to a critic,until the identity of the reminiscing person.The changes in Hu Shi's image displayed in Xia Nai's Diary further reflect the changes in society and the times.   夏鼐,現代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國考古學掌舵人。夏鼐先生的日記,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其去世前二日,歷時50余年。1是夏鼐整個學術生涯的真實記錄2,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同時《夏鼐日記》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夏鼐先生的人際交往史,塑造了諸多著名學人形象。其中,提及胡適先生亦有多處。3胡適在學界地位尊崇,被譽為“士林領袖”4,與梁啟超合稱“為并世大師”。5《夏鼐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在胡適形象研究中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補充相關史料,還原胡適在若干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其二,從與夏鼐有限的接觸中展示胡適的學術態度及人格魅力。夏鼐與胡適都是跨越歷史階段的學者,《日記》中胡適形象的解讀,對研究當時社會制度、社會思潮轉變,以及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學人關系大有裨益。關于胡適和夏鼐的關系,宋廣波研究員曾撰文討論6,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從多個角度豐富胡適的形象及變遷。   一、引領時代的先驅   20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興起后的中國,思想界“披心而嗷,其聲昭明”7,關于解放思想、改造世界觀、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理念引領社會思潮,而哲學的傳播成為重要途徑。1925年,15歲的夏鼐第一次接觸哲學書籍。“在同學平陽吳家楨處見及范壽康著《哲學初步》,此后對于思想史及哲學亦漸生興趣。”8夏鼐自高小時期便常閱讀白話文小說,“對新文學發生興趣”9,而胡適作為新文學的重要開拓者,少年夏鼐難免對其產生崇拜與敬仰之情,進而激發夏鼐旁聽胡適課程的興趣。1927年“八月,先生應聘為私立光華大學教授”10,夏鼐利用在光華中學讀書的機會“到大學部偷聽大學課程,如胡適‘中國哲學史’”。11恰巧夏鼐好友王栻愛好買書,“《新月》月刊和新月書店去年成立后出版的書他幾乎都買,我便借來看”,同時作為胡適的“崇拜者”,“胡適的書一出版,他幾乎都買”。⑤11當時《新月》雜志是胡適思想的宣傳陣地,“新月創刊時編輯是由5個人共同負責的,胡先生不列名……胡先生是事實上的領袖”。在光華高中學習的三年,夏鼐有充分條件和強烈興趣遍攬胡適作品。   1931年之前,《日記》中的胡適形象著墨較少,但從只言片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胡適是青年學子追逐、崇敬的對象——“五四后的胡適在青年學子中一度光芒萬丈”。1930年底,胡適在史語所茶話會上總結其“一生‘提倡有心,實行無力’,生平抱三個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學,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國故”。1320年代胡適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聲名鵲起,主要靠前兩項志業 ”,提倡新文學和倡導思想改革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持續推進已深入人心,得到國民政府認可,甚至頒布諸如“教部通令全國中小學校勵行國語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文教科書”15的政令加以推廣。“整理國故”運動直到“1928年前后因倡導者的主動喊停”才“大致落幕”。(11)16回顧胡適一生,最重要的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人權與約法》(1929年),重要論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嘗試集》(1920年)、《白話文學史》卷上(1928年)、《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皆發表或出版于1931年之前。“戰前十年(指1931年之前)的北平學界,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十年”(12)16,胡適在十年間成為學界偉人,“先生之《胡適文存》中多數論文,已成為全國中學生之普遍讀物”。17因此,此時的胡適形象是為知識界楷模,青年學子的偶像。1412   二、“落下神壇”的鴻儒   1930年下半年,夏鼐同時被南京中央大學、北平燕京大學錄取,校方另推薦保送上海光華大學,“經慎重考慮后,決定北上燕京”。18此時的胡適因為1929年陸續在“《新月》雜志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難》等篇,誤解本黨黨義”19而身陷困境。行政院要求教育部對“胡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20,教育部“查胡適近年來言論確有不合……加以警告”。21胡適擔心學生因為“呈請徹查吳淞中國公學辦理情形”受牽連,拿不到政府承認的畢業證書,于“一月十二日辭職”。22同時辛苦經營的《新月》雜志也面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設法沒收焚毀”23的密令。胡適曾試圖以法律武器反擊,卻“沒有受理的法庭”。24在完成中國公學繼任校長和《新月》董事會等問題協商后,于6月初重返北平,后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名譽秘書”和新設立的“編譯委員會委員長”25,10月10日接受“北大聘書”。26這就為夏鼐繼續接觸胡適提供了便利條件。   1931—1934年,夏鼐記錄了他曾閱胡適《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胡適文選》等著作,實際上夏鼐看過的胡適作品遠不止此,因為他經常“在圖書館中翻閱雜志,到閱報室看報,閱《大公報》”27,而胡適是個筆耕不綴的學者,與《大公報》28等眾多報刊頗有淵源,并且是重要的供稿人。此外,《日記》記錄了三次胡適演講,第一次是1931年5月14日下午聽胡適之演講《禪宗是什么》29,因為“前幾天有貴校史學系和教育學系諸位朋友約我談話,因此想找一個各方面均有關聯的問題來談”。30這個主題胡適從未演講過,對夏鼐較有吸引力。第二次是1932年10月13日,這天的演講題目夏鼐沒有記錄,但是根據胡適“十月十八及十九連續兩日在協和大學演講《哲學是什么?》”31推測,可能為同一個主題,并且1930年10月17日胡適曾在協和做過同樣的講座。胡適“用中文開講《哲學是什么?》”32,夏鼐因為對哲學有興趣,故而聽之。同時可以看出,胡適做重復主題的演講是有先例的。第三次演講是1934年6月22日,即夏鼐的大學畢業典禮。這次夏鼐對胡適演講的態度傾向明顯,認為胡適與4年前高中畢業禮中的致辭重復,是同樣套話:“自己有三張藥方,好比觀音賜予孫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給你們將來救急用:(1)多找出幾個問題,以做研究;(2)多弄點業余的玩意兒,在職業外發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強不息,不問收獲,但問耕耘。”33這個演講是1932年6月《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34一文的增補版,演講開始時胡適表達了“兩年前的六月底”35已發表過這篇文章,而夏鼐希望聽到新的內容。在演講中,胡適增加了第四張藥方,但是在夏鼐看來“依舊是局外人的風涼話而已”。(15)33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夏鼐務實的態度,但也不能否認胡適期盼青年順利就業的良好愿望。   大學期間,夏鼐開始接觸批評胡適學術思想的文章。起初,對于這些批評性文章,夏鼐認為“關于批評胡適的理論頗有趣”。36隨著學術視野的擴展,夏鼐審視批胡的文章,能夠提出獨到的見解,如他認為有篇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文章“其優點在于……不過他所說的……總使人起一疑問”。37不僅如此,在閱讀完李季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批評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之后,夏鼐高度贊揚了馮友蘭“敘述各家之哲學系統,遠勝胡適,在現下此類著作中尚罕其匹”,但“考據方面,不如胡適”。38這一點非常中肯,胡適在考據方面功力深厚,馮友蘭曾將《中國哲學史講義》寄贈胡適請其閱評,胡適同樣認為馮“功力之勤”,“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但是“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39,還在信中提出了若干條反駁理由。陳寅恪在讀完此書后認為“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40,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沒有指出書中疏漏,胡適卻能夠提出三條中肯的意見,學術功底深厚可見一斑,胡適也稱自己“已讀通了文法,所以沒有不通的地方”。41   但是,隨著閱歷的增長,胡適在夏鼐眼中逐步淪為“時代的落伍者,短短的十幾年間,便將一位前鋒移到后衛去了,恐怕他讀到自己所作《回國雜感》中關于康有為的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42胡適曾說“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43,30年代的胡適落到和康有為同樣的境地。在夏鼐看來,究其原因莫過兩點:一是乏善可陳,“胡適之先生說的話,其實都是老生常談,并沒有什么新鮮”44;二是“20世紀20—30年代之交,其一系列‘開風氣之先’的學術著作引起強烈反彈,無論老輩還是新進,甚至同道,均或隱或顯地批評指摘,他身上的光環開始變得暗淡”。45如胡適《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提出,“離開一切黨派的成見,可以說是政治學術化的開始”46,開啟政治學術化風氣的文章遭受眾多指責,被認為這是一條“改良主義者的死路”。47   夏鼐認為胡適與時代脫節,實際上表達的是19世紀20年代“成為一個時代的風氣”48的“胡適時代”終結,逐漸“青年無理解”49,背離青年人的憧憬。但在夏鼐看來,這個時期的胡適尚有兩點可取之處。其一為治史。“中央派之胡適、顧頡剛等,利用西洋19世紀之史學方法,欲用考據入手,逐漸整理,尚未敢著手貫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將來結果而言,或以此派為最有希望”。50胡適還曾經指導吳晗關于治史方法的疑惑:“蔣(廷黻)先生期望你治明史,是一個最好的勸告。秦、漢時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歷史,材料多,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并且指出極重要的一點,“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51此番對治明史的解讀可謂精辟,吳晗終成明史大師。   其二是胡適對日態度的轉變。1936年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中“日代表芳澤謂希望中國政府對于內外要事,皆以欣然態度,咨詢日本而后決定;又希望中國另有一政府,對于日本抱友誼之態度。中國首席代表胡適之氏即起而駁之,謂中國政府已極親善之能事,超過獨立國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舉動,將使中國人民更為反日而已”。夏鼐認為胡適“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張和平對日妥協,但自日本壓迫中國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開始決心積極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國決行抵抗云云。”52夏鼐對于胡適的表態持贊賞態度。此時的胡適并不是畏懼日本或賣國求和,他曾經為1932年6月提議政府應為同日方交涉作出解釋,希望達到“取消滿洲國;恢復在東北行使主權之目的”53,出發點還是維護國家統一。1935年,胡適在給教育部長王世杰的信中表示,希望“為當局懇切進言,打破那‘等我準備好了再打’的迷夢”54,并對蔣廷黻坦誠“關于日本,我近一年來真成了一個‘反日者’”。55   此外,夏鼐與胡適還有心照不宣之處,如對青年學生請愿游行的看法。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清華學生全體大會立即提案“禁食一天”、“徒步請愿”,多次赴京請愿,夏鼐在學校開會商定進行3周軍營生活后表示:“救國只有下死功夫來學別人的好處,休課學操,實際上沒有什么效果”56,“國難當前……還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仿效“成仿吾學兵科,魯迅、郭沫若學醫科,胡適學農科”57,將自己的論文寫好。胡適也曾呼吁,“青年學子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若長此荒廢學業,豈但于報國救國毫無裨益,簡直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58胡適擲地有聲的論辭與夏鼐的想法不謀而合,二人都是站在歷史和民族的高度提出了對學子的期望。   胡適非常清楚“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59,“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禮堂上課,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點的二院禮堂上課,而到抗戰前夕,則改在更小的紅樓大教室上課,這就是因為上課的人越來越少的緣故。”60即便如此,胡適“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⑩59,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學人愛國精神的堅守。   三、平等交流的前輩   1946年底,夏鼐與胡適實現了第一次正式接觸。“飯后往謁,適傅所長正與胡適之先生談話,傅先生為余介紹”61,又跟隨胡適等人郊游、赴宴,逐漸熟識。1946年12月20日晚的談話,正式開啟了胡適與夏鼐兩年短暫交往的序幕。   當天“晚餐后去胡適之先生處閑談,并請其寫字。胡先生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繪圖及拓本,胡先生對之頗加贊賞。又談北大考古學系擬設一博物館,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覺明君負責。談及中國考古學前途希望很大,謂夏朝一代自為實在史實,而非虛構,然考古學方面竟未發現其遺跡,似應從古地理入手,擇定幾處有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發掘,或可對此問題加以解決。又推《水經注》一書價值,謂對于考古之幫助很大,以其去古未遠,對于故城之記載較為可靠,如能按圖就地考查,或可獲得大發現。約談話一小時許,始辭去。”62鑒于夏鼐的考古學方向,這里特別要提及胡適對中國考古與文博事業的關注,這是二人交往的重要交集。1923年,胡適就提出“清宮故物應由民國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辦法”。631930年,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停止了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合作,造成殷墟發掘困難,此時“民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資助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開始對史語所考古組伸出了援助之手”64,“聘任李濟為中國考古學研究教授,另外三年里每年撥一萬銀元作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經費”65,這是在胡適“特別關切”和“特地建議”66下才達成的資助。胡適雖然不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領導人,“但他在中基會的地位與影響力卻鮮有人能望其項背”。67胡適還擔任了“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理事,一直關注著西北科考團,黃文弼的考古資料整理也是在胡適的支持下得以開展。68朱家驊曾寫信給胡適談西北考察團事。此處西北考察團指的是1942年開啟的由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國地理研究所等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北大派出了向達等人參與,胡適得知考察團經費緊張后,提出“近得兩千元,也許即可匯給夢麟(即時任北大校長蔣夢麟——作者注),一半作考察團費,一半作文科研究員印刷費”。69在資金緊張的抗戰時期,胡適對考古工作的支持不遺余力。此外,胡適還兼任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理事等與文博相關工作。正因為長期對于考古和文物事業的關注,胡適才能夠敏銳意識到夏文化真實存在和《水經注》在考古調查中的重要性。“胡適雖然不是考古學家,卻能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給予足夠的關注和重視,利用自己的巨大影響力,不遺余力地鼓吹、宣傳以地質學、考古學為代表的中國近代科學”70實屬不易。這次談話是夏鼐主動赴胡適處,并請胡適題字,可見胡適在夏鼐心目中的地位仍不可小覷,這次考古談話后,夏鼐對胡適更添敬重。   1947—1948年間,胡適先后6次來到南京,此時的夏鼐因傅斯年出國而臨時(1947年7月—1948年8月)71承擔起史語所代理所長的職務,也因此有了更多與胡適交流的機會。通過多次交往,夏鼐得以更清晰地定位胡適幾個形象。   1.治史大師   胡適的史學功力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深厚的史學基礎。“胡先生自謂少年時每星期讀畢一史,除《宋史》、《明史》過多外,其余居然能辦到,然《十三經注疏》及《說文解字》之類,則均系留美時課余補讀完,惟當時國文根柢已打好。”72胡適對于史學的興趣源自孩提時期,不到8歲時,他“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并且胡適能夠“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73,以方便記憶。另外胡適對于文學的興趣和史學幾乎源于同一時期。胡適接觸《資治通鑒》不久,“像老饕一般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12)73至于對哲學的興趣,源自《資治通鑒》第136卷關于范縝的內容,胡適認為“范縝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化繁為簡合我兒童的心胸”,“范縝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司馬光和范縝又得了我的心”。(13)73文學、哲學、史學在少年時代的胡適心中得以交融,這為胡適的代表作《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綱》的寫作積累打下了良好基礎。   其二,一貫的史學思維。尤以其《水經注》研究最為典型。1947年10月,胡適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與夏鼐閑談說到“《水經注》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圖書館藏趙一清家藏本(后歸別下齋)水經注校抄本跋寄與胡先生,王氏引及靜安先生《水經注釋跋》(《觀堂別集補遺》),‘為東潛作此書序’翻刻本誤作‘為東潛作此序時’,胡氏指出其誤,因而對《水經注》一問題發生興趣。原擬以六個月做畢工作,結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74胡適說明了《水經注》研究的肇端。1941年底,夏鼐在彭山發掘漢代崖墓歸途中瀏覽了《水經注》一書,他深知此書在歷史和考古領域的重要性,應和前文提到胡適認為此書“對于考古之幫助很大”有關。實際上,胡適的目的只是“要借助《水經注》這一海內外學界矚目的學術公案之重審,大力宣揚自己的治學方法”。75時隔半年,胡適與夏鼐閑聊時再次提到“擬于最近半年內將《水經注》作一結束,此本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費了四年多功夫,實為意料之外”76,然最終竟然“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時間”77,僅僅為實踐學術思想。胡適提出的寫作計劃也是如此,“擬續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即卷上亦擬重寫,可將殷墟材料加入,此約需一兩年的功夫;然后再寫《中國白話文學史》,下卷也許改成為‘活的文學’史,不一定是白話文學,如此可以收入《書》、《詩》二經,但此書也許不寫,讓別人寫;另外,想寫整個中國文化史。”⑤76胡適的寫作計劃依舊是某種程度的“炒冷飯”,進一步維護考據歷史的地位。他曾說“我這幾年做的講學的文章,范圍好像很雜亂,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78因此唐德剛評價胡適“搞歷史,搞來搞去也只能搞點‘拿證據來’的歷史”。79胡適看來,史學工作只有兩種,“一部分是繡花針的?笨紦,一部分是大刀闊斧的通史”。⑧76當時的社會思潮下“一般青年,即習史學者亦在其內,對于史學著作,喜讀綜合性的,對當前社會有關的,故考據文章,如陳垣、胡適已非現下思想界之主潮,左派歷史學以唯物史觀而整理,雖膚淺,亦大受歡迎”。80這是時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賀昌群之言,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學界主流觀點。關于左派歷史唯物史觀,夏鼐曾經評價過尹達《中國原始社會》一書,“對龍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馬列主義為□□,故有時不免陷入幼稚”,新生的馬列主義史學思想在當時還不夠完善,卻具有強大生命力,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夏鼐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綜上,雖然此時夏鼐筆下的胡適從始至終彌漫著考據歷史學學究的氣息,但對胡適治學態度沒有完全嗤之以鼻的想法。   《日記》中還記錄了胡適推崇的史學方法,可用“宋人李若谷做官四字訣:‘勤(手到眼到),謹(不茍且),和(不從事意氣之爭),緩(不急于發表)’”。81夏鼐將自己的體會補記在后面,如“和[心平氣和,不武斷,不盛氣凌人]”,夏鼐也的確在考古學工作中貫徹了這四點。胡適的學術視野廣闊,1948年9月20日,夏鼐再赴胡適處閑談,胡適提出了佛教傳入中國路線的一些想法,從文獻和歷史地理學角度做出海路更重要的構想,并希望能從考古學找出證據。82胡適對考古學寄予很高的希望,也是他對夏鼐一見如故的原因之一。另外胡適主張“整理古書,做標準定本”(12)82的想法也付諸了實踐,如胡適20年代曾引導劉文典校注《淮南鴻烈集解》。   夏鼐在《日記》中有一處清晰地交代了他對胡適半生治學的看法。1947年胡適參加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后,給自己的院士提名單考語是“研究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曾有開創新風氣的貢獻”,夏鼐最初將后半句改為“側重治學方法”83,雖然這句話終因色調過于明顯刪去,但充分流露出夏鼐對這位治史大師的評價,即使沒有點出來考據二字,又何嘗需要點明。   2.“自由主義”標兵   中國的自由主義之風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擎起大旗之人首推胡適。在系統接觸了杜威實驗主義、易卜生個人主義和美國民主政治之后84,胡適大肆鼓吹“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85但是,胡適于1922年起草并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86,以公開宣告的方式涉足政治領域,具有胡適特色的自由主義思想發端于此。至30年代初,胡適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斷與北洋政權和國民黨政權斗爭,維護知識分子構想中,民主政治下的自由與尊嚴。九一八事變后,胡適等人逐漸傾向于國民黨政權,為維護國家主權出謀劃策?箲鸾Y束后,對于中共政權的擔憂促使胡適進一步改變,“知識分子即使中央政權腐敗到了極點,自己深受其苦,也不希望革命,農民革命是大風暴,一切都得摧毀”。87傳統中國士大夫心態導致胡適不能接受國民黨政權顛覆,承認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即便國民黨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也要不遺余力支持。88蔣介石曾多次邀請胡適出任官職,甚至總統之位。“昨日國民黨中常會,蔣介石謙讓大總統,有希望胡適之出任之意。昨夜胡先生未返所過宿,恐在友人處躲避。”89胡適曾表示,“我因為很愿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若做了國府委員……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90,甚至胡適直接“請求蔣先生容許我留在此地為國家做點有用的事”。91至此,胡適在為國民政府抱殘守缺、矢志不渝的同時,更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不事權貴”的自由主義標兵形象,也才有胡適提名郭沫若的事件發生。   1947年10月,中央研究院審查第一屆院士選舉的擬推名單。胡適在給薩本棟和傅斯年的信中,附上了他的推舉名單,考古學及美術史一欄中出現了郭沫若92,并且多次請求“孟真、濟之兩兄”考慮。其后,史語所以研究機構身份提出的名單中,郭沫若也赫然在列93,史語所此時的所長正是傅斯年。而郭沫若的提名在當天會議中引起軒然大波,夏鼐在日記中寫下當日情形:“關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干事謂恐刺激政府,對于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系,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94夏鼐此時以史語所代所長身份列席會議,在“有人以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黨,其罪更浮于趙、薩二先生,主張刪除”,夏鼐認為此事關系重大,故起立發言,“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于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于政黨關系,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會中意見分歧,最后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投票結果以十三票對八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95此即夏鼐所述“寫了一封長信給傅孟真先生”96的內容。最終郭沫若在胡適等13位學人和夏鼐的共同努力下,在1948年中研院第五次評議會當選為院士。97   在夏鼐看來,胡適與他都秉持著學術自由的立場。直到1984年夏鼐瀏覽了《胡適之年譜長編》后再回顧這段歷史,針對胡適“深悔抗戰勝利后只埋首于學術活動中,而沒在思想戰場上幫國民黨的忙,以致共產主義橫行”98的言論,夏鼐補記道:“胡適對自己的號召力頗為得意……當時全國人心對于國、共二方面的看法,豈是胡適的口舌和筆墨所能扭轉過來的嗎?”99方才恍然大悟,明白這只是他對胡適一廂情愿的幻想。夏鼐是個純粹的學者,對于政治的敏感度相對較低,1952年“三反”運動中得到的意見可以點明夏鼐的個性特征:“王明:夏在業務方面勝任,行政領導方面尚覺不夠”;“王伯洪:夏至書生本色太重,對于整個行政之領導不夠”;“馮家昇:夏不僅應負責領導考古所,且應領導全國考古工作”。100夏鼐也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1954年整理舊日記時,補充道:“1931年是驚動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的一年,全國蓬勃興起救亡運動。然而我仍沉迷于讀書生活中,可見我當時民族觀念淡薄,有點醉生夢死。”101因此,當時政治立場較為單純的夏鼐所見胡適仍是一位“仗義執言”、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前輩學者。   四、批判與追憶   1949年,國民政府大廈將傾,傅斯年兩次邀夏鼐赴臺,夏鼐則回應“時局已經如此,誰還再走死路”102,“解放后,我國當有復興之機會”。103夏鼐帶著對新中國的美好向往留在了大陸,并于1950年北上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與胡適等人斷絕了聯系。   新中國成立后夏鼐和胡適的交集存在兩個時間節點。第一是50年代。1950年“香港《大公報》登載了胡思杜《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這是胡適批判的序幕”104,也就是從1950年起,第一波批判胡適的運動逐步啟動,但是由于知識界的“三反”、“五反”運動主要以自我檢討和提意見的方式展開,如胡適的次子胡思鐸自我反省“檢舉其父親遺產存放京滬各處之書籍”105,并沒有集中火力針對胡適展開大規模批判。1954年,毛澤東“讀了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質疑當時負責《文藝報》的馮雪峰為何不登載他們的文章,遂發起了第二次批判胡適運動”。106夏鼐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和考古界的領導,自然要參與到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去。“郭院長至陳夢家君處談石鼓文問題,順便至我處,談及批判胡適思想問題,謂‘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應改為‘小心地假設,大膽地反證’,使不致落入唯心論的陷阱。”107,在此后的半年時間里,夏鼐參加了近10次胡適批判會108,并于1955年3月6—9日完成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109一文。   夏鼐本著從自身工作出發的原則,將對胡適的批判限定在了考古學領域,“胡適派思想在中國考古學上的總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風等各方面的影響,都是深刻的”,夏鼐認為“對于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在考古學方面的表現,有加以批判和消除的必要”。④109夏鼐從實用主義考據方法、搜集考古材料的方法、錯誤的考古學結論、考古學研究風氣等四個方面分析胡適資產階級思想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夏鼐針對這些問題逐一作出分析。細細觀之,這些問題基本都是存在的,較為客觀。如胡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即便是在當下的考古學研究中也是需要這樣的態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個很重要的過程,因為有了大膽假設,才能調動你去搜集材料、小心求證的積極性,才有可能使問題得到解決”110,將殷墟發掘中“文化層由洪水沖擊而來”當做假設,尋找答案固然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主要是由于中國的考古工作剛剛起步,發掘水平和認識水平不足的緣故。   表面上,這場“批胡”運動是由《紅樓夢》引發的,實際上,毛澤東對于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造詣是有了解的。1964年8月18日的一場私人談話,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指出胡適考證派的看法比蔡元培的索隱派“對一點”。1111957年,毛澤東在頤年堂接見政協知識分子代表,在評判胡適時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恢復名譽吧”。112夏鼐的文章只不過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表態,當然不能否認夏鼐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便在“***”期間,“仍當勇敢地進行自我檢查,決心投入這次運動”。113   進入80年代,隨著政治局面的穩定和兩岸關系的好轉,夏鼐陸續接觸了關于胡適的著作,1982年1月1日閱《“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14,2月28日閱唐德剛《胡適雜憶》115,3月6日還書,談當年史語所情況,讀《胡適往來書信選》,嘆息“同入興旺煩惱夢,雙紅一葉已滄桑”。116夏鼐集中時間關注某方面資料是其閱讀的一個特點,一般出現在寫論文或演講前,對于胡適的關注實際是夏鼐對他的一種緬懷。1984年《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由臺灣方面出版,夏鼐迫不及待于9月27日開始閱讀117,并且僅用了17日即看完了10冊的皇皇巨著,并對之前的日記做了大量補記,與此同時,他還翻閱了《梁啟超年譜長編》《鄭振鐸書簡》《吳晗的學術生涯》等書,這既是夏鼐對歷史的回憶和感慨,也是遲暮之年對人生的思考。   小 結   “適之先生是 20 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綱領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臺北‘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經歷了‘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一生。在這40多年中,無論是譽是謗,他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在許多思想和學術的領域內——從哲學、史學、文學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趨地追隨他,有人引申發揮他的觀念和方法,也有人和他從容商榷異同,更有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他施以猛烈的批評,但是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這一事實充分地說明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占據的樞紐地位。”118余英時對胡適的評價是中肯的,也是大部分學者對胡適的印象。   在夏鼐的筆下,胡適是其青少年時期的學術偶像,曾經引領了一個時代的學術潮流;胡適的文章和演講曾是鍛煉思辨能力的絕好教材;他曾是執掌自由主義大旗,同時為國家抵御外侮奔走吶喊的戰士;他曾是擴展學術視野,交流學術經驗的良師益友;他曾是社會主義中國信仰構建領域的“靶子”。胡適的形象成為夏鼐一生回憶的片斷。   《夏鼐日記》提供了胡適生動豐富的個人素材,反映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夏鼐以其特有的知識分子角度勾勒了胡適以及眾多學術大師的形象,對于胡適的評價,完成了一個由追隨、思辨、交流、批判和回憶的過程,著眼于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對拓展胡適研究,乃至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意義重大。   注釋   1夏鼐:《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整理說明第1頁。   2張鳳娜:《〈夏鼐日記〉出版座談會在京舉行》,《考古》2011年第12期,第90頁。   3第10卷交往人物索引中胡適詞條共計85次(一頁記一次),實際全書提及約92次。   4饒佳榮、盛韻:《羅志田談胡適的學術與生平》,《東方早報》2015年5月11日,第8版。   5錢穆:《編纂中等學校國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見》,《錢賓四先生全集》卷41《文化與教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202頁。   6宋廣波:《胡適與夏鼐》,《傳記文學》2012年第1期,第91—103頁。   7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   8夏鼐:《夏鼐日記》卷1,1925年,第7頁。   9夏鼐:《夏鼐日記》卷1,1922年,第6頁。   10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27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683頁。   11夏鼐:《夏鼐日記》卷1,1927—1930年,第13頁。   12梁實秋:《文學因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頁。   13(11)(12)陳以愛:《胡適的“整理國故”在20—30年代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002年總第33期,第135、133、134頁。   14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12月6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87頁。   15桑兵:《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視差與胡適的學術地位》,《歷史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5頁。   16《教部通令全國中小學校勵行國語教育》,《民國日報》1930年2月3日,第1版。   17《章依萍致胡適》,1931年6月16日,杜春和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6頁。   18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0年,第11頁。   19黨務報告:《警告胡適誤解黨義》,《中央周報》1929年第2期,第2版。   20行政院秘書處:《令敎育部:為警吿胡適并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精硏黨義由》,《行政院公報》1929年10月5日,第88號。   21“教育部訓令第1282號”:《令中國公學》,《教育部公報》第1卷第11期,第23頁。   22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2月5日,第662頁。   23曹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2月15日,第671頁。   24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2月16日,第675頁。   25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0年7月2日,第907頁。   26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10月10日,第807頁。   27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1年9月4日,第69頁。   28關于胡適與《大公報》的關系,有學者曾做過專門論述,如謝泳:《胡適與〈大公報〉》,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8頁;方蒙、謝國明:《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5頁;唐小兵教授也曾以胡適和《大公報》的關系撰寫多篇論文。   29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1年5月14日,第47頁。   30許文珊筆錄:《禪宗是什么》,《燕京大學?1931年5月22日,第2版。   31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2年10月18—19日,第1099頁。   32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1930年10月17日,第816頁。   33(15)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4年6月22日,第245頁。   34胡適:《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獨立評論》1932年第7號,第1—4頁。   35胡適:《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國聞周刊》第11卷第26期,1934年7月2日,第44頁。   36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1年5月13日,第47頁。   37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2年3月9—10日,第100頁。   38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4年7月17日,第248—249頁。   39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卷,《致馮友蘭》,1930年3月20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頁。   40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5頁。   41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66頁。   42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2年10月14日,第129頁。   43胡適:《歸國雜感》,《新青年》第4卷第1期,第26頁。   44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5,第699頁。原文為胡適粘附的剪報:謀生者:《評胡適之的〈我們走那條路〉》。無報刊名稱和日期。   45桑兵:《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視差與胡適的學術地位》,《歷史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6頁。   46秋魂:《評胡適〈我們走那條路〉》,《上海黨聲》1930年5月11日,第1版。   47鄭景:《一條改良主義者的思路:關于胡適的“我們走那條路”》,《新思想月刊》1930年第7期,第4—30頁。其他的批評文章,如:佚名:《我們走那條路?請教胡先生》,《現代中學生》1930年第1卷第2期,第49—55頁。   48陳以愛:《胡適的“整理國故”在20—30年代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002年總第33期,第134頁。   49《胡適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卷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7頁。   50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3年12月7日,第205頁。   51《致吳晗信》,1935年9月12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92—993頁。   52夏鼐:《夏鼐日記》卷2,1936年9月29日,第72頁。   53《胡適致羅文干(稿)》,1932年9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135頁。   54《與雪艇書(三)》,1935年6月27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389頁。   55《致蔣廷黻》,1938年4月25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卷,第721頁。   56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1年9月28日,第75頁。   57夏鼐:《夏鼐日記》卷1,1933年1月15日,第148頁。   58《胡適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292—293頁。編者注此稿當擬于1935年12月16日以后。   59《胡適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297頁。   60鄧廣銘:《我與胡適》,歐陽哲生編:《追憶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頁。   61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6年11月22日,第80頁。   62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6年12月20日,第89頁。   63《致王正廷(稿)》,1924年11月5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卷,第345頁。   64陳洪波:《中國科學考古的興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   65李光謨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頁。   66岱峻:《李濟與胡適的相濟與不適》,《名人傳記》2013年第9期,第50頁。   67崔德勝:《胡適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76頁   68劉子凡:《黃文弼與胡適——20世紀上半葉中國西北考察與研究之側影》,榮新江、朱玉麒主編:《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頁。   69《致王重民》,1943年3月30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卷,第880—881頁。   70陳星燦、馬思中:《胡適與安特生——兼談胡適對20世紀前半葉中國考古學的看法》,《考古》2005年第1期,第84頁。   71韓復智:《傅斯年先生年譜》,《臺大歷史學報》1996年第20期,第288—289頁。   72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2月17日,第162頁。   73(12)(1)胡適:《胡適自述》,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7、8頁。   74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0月13日,第148頁。   75方利山:《胡適重審“〈水經注〉公案”淺議》,《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138頁。   76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8年4月2日,第180頁。   77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3年11月5日,第1839頁。   78胡適:《胡適文存》,上海書店出版社***年版,序例第1—2頁。   79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頁。   80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3月30日,第113頁。   81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0月14日,第148頁。   82(12)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8年9月20日,第204、151頁。   83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0月23日,第152頁。   84劉海洋:《胡適自由主義的來源及基本內涵》,《學理論》2012年第20期,第34頁。   85胡適:《胡適的自傳》,《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下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200頁。   86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1922年5月14日,第1版。   87薛涌:《中國傳統文化縱橫談——杜維明教授采訪記》,《社會科學》1986年第9期,第15頁。   88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22頁。   89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8年4月5日,第182頁。   90《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卷,第1086頁。   91《給王雪艇的信》,1947年2月22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960頁。   92《致薩本棟、傅斯年》,1947年5月22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卷,第1102頁。   93《推薦院士候選人》,1947年7月14日,《傅斯年檔案》,檔案號IV:39,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轉引自潘光哲:《何妨是書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   94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0月17日,第150頁。   95《夏鼐致傅斯年電》,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檔案》,檔案號III:535,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信中內容與《夏鼐日記》1947年10月17日記錄相似:“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Acadc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并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后,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14票對7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唯一的區別是表決結果略有差異。   96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10月17日,第151頁。   97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798頁。   98邵玉銘:《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功勞的檢討》,《聯合報》1981年7月22日,第2版。   99夏鼐:《夏鼐日記》卷4,第208頁。原文為夏鼐補記,未標注日期,根據補記的內容應至少與前文補記同時,即1984年10月12日。   100夏鼐:《夏鼐日記》卷4,1952年2月11日,第463—465頁。   101夏鼐:《夏鼐日記》卷1,1954年9月18日補記,第87頁。   102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9年5月4日,第238頁。   103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9年5月9日,第240頁。   104夏鼐:《夏鼐日記》卷4,第321頁。補記未標注日期。   105夏鼐:《夏鼐日記》卷4,1951年8月13日,第415頁。   106黎漢基:《中國大陸批判胡適運動脞說》,《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002年3月(總第33期),第127頁。   107夏鼐:《夏鼐日記》卷5,1954年12月1日,第129頁。   108注:不一一列舉,詳見《夏鼐日記》卷5 ,第133頁(1954年12月25日)、135頁(1955年1月7日)、137頁(1955年1月20日)、145頁(1955年3月5日)、148頁(1955年3月26日)、149頁(1955年4月2日)、151頁(1955年4月15日)、154頁(1955年5月3日)等。   109夏鼐:《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第1—7、1頁。   110李伯謙:《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6期,第6頁。   111龔育之、宋貴崙:《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17頁。   112岳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38頁。   113夏鼐:《夏鼐日記》卷7,1966年6月23日,第225頁。   114夏鼐:《夏鼐日記》卷9,1982年1月1日,第99頁。   115夏鼐:《夏鼐日記》卷9,1982年2月28日,第113頁。   116夏鼐:《夏鼐日記》卷9,1982年3月6日,第115頁。   117夏鼐:《夏鼐日記》卷9,1984年9月27日,第397頁。   118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歐陽哲生選編:《解析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頁。 點擊查看>>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
    裴世東.學人之交:《夏鼐日記》中的胡適形象變遷[J].安徽史學,2019(05):150-160.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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