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梁啟超和錢穆對曾國藩形象的評價

曾國藩論文3000字第六篇:比較梁啟超和錢穆對曾國藩形象的評價 摘要: 作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 曾國藩受到了民國學人廣泛的關注。其中, 梁啟超和錢穆是值得注意的兩位。他們二人都認為曾國藩是近代一位學問精深且躬行實踐的人物。但關于曾氏的學問淵源、為學取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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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論文3000字第六篇:比較梁啟超和錢穆對曾國藩形象的評價   摘要:作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 曾國藩受到了民國學人廣泛的關注。其中, 梁啟超和錢穆是值得注意的兩位。他們二人都認為曾國藩是近代一位學問精深且躬行實踐的人物。但關于曾氏的學問淵源、為學取向以及古文成就, 彼此意見多有不同。梁啟超對曾國藩的評價極盡正面, 這與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關。錢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觀念、當時的國難背景、考據學風以及“曾國藩熱”而對曾氏的態度較為復雜:既欽佩曾國藩的學問造詣又批評其忘卻“民族大義”。這些不同反映出民國學人對曾國藩的觀感與其本人所處之時代及所持之觀念有著極大的關聯, 值得重視。   關鍵詞:曾國藩; 梁啟超; 錢穆; 形象;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Zeng Guofan Im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Liang Qichao and Qian Mu   Mei Le   作為晚清顯宦、理學名儒, 曾國藩受到了民國學人的廣泛關注。劉浦江曾論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出現一個“曾國藩熱”, 并引用其時許多學人評介曾氏的論著以為說明。 (1) 但他未提及錢穆的著述。實際上,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 錢穆在論著中多次評論曾國藩。稍早于錢穆, 梁啟超也對曾氏另眼相看。梁、錢二人的論述具有代表性, 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國學人筆下曾國藩之形象的演變。本文即對此進行初步的考察。 (2)   一、梁啟超筆下的“曾文正公”   清末民初, 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先后對曾國藩有所評判。但與大部分人僅是零星的、一時的討論不同, 民國時期的梁啟超在不少論著中論及曾國藩, 且對曾氏有一個持續的關注。這些論著如《曾文正公嘉言鈔序》《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儒家哲學》等皆是。綜括言之, 厥有三端:   其一, 對曾氏人格修養的態度。1916年, 梁啟超于《曾文正公嘉言鈔》序言伊始即指出曾國藩為“近世”及“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 又言其“一生得力在立志, 自拔于流俗, 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銖積寸累, 受之以虛, 將之以勤, 植之以剛, 貞之以恒, 帥之以誠, 勇猛精進, 堅苦卓絕, 如斯而已, 如斯而已。”[1]1梁啟超在此重點凸顯曾國藩立志之恒, 認為這是其一生事業成功的最大因由。接著他又言道:“文正以撲拙之姿, 起家寒素, 飽經患難, 丁人心陷溺之極運, 終其生于挫折譏妒之林, 惟持一己之心力, 不吐不茹, 不靡不回, 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1]2梁啟超雖無限同情于曾國藩的晚年遭遇, 但其論述的重心還是意在表彰曾氏憑“一己之心力”以變世風進而挽世運的努力。其中透露的是對曾氏經世用心的稱許。   該序中的“惟持一己之心力”, 極易令人想到曾國藩的《原才》。曾氏由在京師觀覽世風而寫《原才》。該文開始即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2]181, 而全篇亦是提倡斯旨。其后曾氏處世行事, 多有志于此。由于后來曾國藩的一番作為, 此文尤其是開頭兩句遂被后來者多番提及, 且被看作曾氏人格修養的中心所在。梁啟超評價曾氏而特別提這一點, 足見他對曾氏人格修養的重視程度。   其二, 對曾氏古文造詣的評論。梁啟超于1920年寫就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咸同間, 曾國藩善為文而極尊‘桐城’, 嘗為《圣哲畫像贊》, 至躋姚鼐與周公、孔子并列。國藩功業既焜耀一世, ‘桐城’亦緣以增重, 至今猶有挾之以媚權貴欺流俗者”。[3]56在梁看來, 曾國藩為桐城派后起之秀, 加之曾氏在晚清的“功業”, 遂使桐城一派流衍至于民國。雖然桐城派其后漸成為俗學, 所謂“挾之以媚權貴欺流俗”, 但曾氏對于該派無疑是居功至偉。此后, 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又肯定地說:“曾滌生文章尤美, 桐城派之大成”[4]19。有清一代, 論及古文, 自以桐城派為最。梁說曾氏文章集桐城派大成, 無疑是極高的評價。   其三, 對曾學的看法。1923年, 梁啟超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之論清代政治對學術變遷的影響一節時, 指出太平天國運動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條“新路”。其中一條即“宋學復興”。他說:“乾嘉以來, 漢學家門戶之見極深, ‘宋學’二字, 幾為大雅所不道, 而漢學家支離破碎, 實漸已惹起人心厭倦。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 獨以宋學相砥礪, 其后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 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后, 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換個方面說, 對于漢學的評價逐漸低落, ‘反漢學’的思想, 常在醞釀中。”[5]120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羅澤南諸人面對漢學的“支離破碎”, “獨”倡宋學, 引領思想界的轉變, 成為思想界三條“新路”之一。雖寥寥數筆, 字里行間卻對曾氏的學問及其帶來的影響贊揚備至。   但第二年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論及湖南學風時, 梁啟超對曾氏學問的闡述已有所改變。在該文有關曾國藩的一段論述中, 他特別指出曾氏的學問取向是“和合”漢學與宋學, 并認為其“雖后半生盡瘁政治, 不盡所學, 然學風固影響一世矣”。[6]76這與上文所言曾國藩、羅澤南“獨以宋學相砥礪”的評判顯有不同。其時, 曾國藩雖提倡宋學, 但并“不廢漢學”[7]3467。因此, 在這里梁啟超更加認識到曾氏調和漢宋學的為學宗旨, 且予以較高的評價。   然而, 梁啟超于1927年講演“儒家哲學”時, 對曾氏的評判又回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的看法。他說:“ (曾氏) 一面提倡桐城文學, 一面研究朱學, 有圣哲畫像贊: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 一直傳到姚姬傳止……曾派及其朋友門下, 靠儒學作根底, 居然能作出如許的功業, 人格亦極其偉大, 在學術界很增光彩。”[8]69很明顯, 梁啟超在此僅強調曾國藩的宋學特質, 而不再明言其“不廢漢學”的學問傾向。雖然他后又說“靠儒學作根底”, 但這僅是為了照應講演的題目。揆諸上下文意, 此“儒學”更多是指宋學 (“朱學”) 而言。值得注意的是, 梁啟超關于曾氏的論述固然有一定改變, 但他仍然十分肯定曾氏的人格和學問。   可見, 在梁啟超筆下, 曾國藩是近代一位人格修養極高、古文成就和學問俱佳的重要人物。而對于這樣一個人物, 梁也幾乎全是正面的評價。究其緣由, 首先與其一生對曾氏的態度有著緊密的關聯。   梁啟超早年即對曾國藩的修身功夫大為敬佩, 且加以仿效。1900年3月24日, 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在給其師康有為的信中寫道:“弟子日間偶讀《曾文正公家書》, 猛然自省, 覺得不如彼處甚多, 覺得近年以來學識雖稍進, 而道心則日淺, 似此斷不足以任大事”。[9]150梁自戊戌政變而流亡日本后, 即開始大肆涉獵西學, 學問日進。但他自讀《曾文正公家書》后, 卻有“學識雖稍進, 而道心則日淺”之感, 可見曾氏的修養、學識對他已起到強烈的自省作用。幾天后他在另一封致老師的信中又再言之[9]151, 足見曾國藩對其時梁啟超的觸動之深。   稍后不久, 梁啟超又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強調了上面的感受。不僅如此, 他在信中還告知友朋他已經決議仿效曾氏的修身之法。具體是:“以五事自課:一曰克己, 二曰誠意, 三曰主敬, 四曰習勞, 五曰有恒”。另外, 他亦仿照“曾文正之法”記日記, “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9]148幾年后, 他又效仿曾氏研習書法。由于堅持勤苦練習, 梁的書法竟一時使其弟梁啟勛也無法辨識。[10]30-32可見, 在個人修養方面, 梁啟超早年即已受到曾國藩的深刻影響。   晚年的梁啟超同樣極為推崇曾國藩。不過, 因梁本人逐漸將精力投入到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上, 這番推崇與之前相比則有指向上的不同。1927年2月, 他在一封給子女們的信中說:“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獲, 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 現在想他則甚?著急他則甚?一面不可驕盈自慢, 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餒, 盡自己能力做去, 做到那里是那里, 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 而于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處專在此一點, 我盼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9]720這里梁啟超將其一生成就所得歸因于曾氏之“莫問收獲, 但問耕耘”所展示的人生態度, 并希望子女能夠學習這一點。雖是僅僅提及曾氏而未作更多的稱贊之語, 但由一斑而窺全豹, 從這種私下給子女的信中更能反映曾氏對梁啟超一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此時梁啟超正執教清華國學院。他在教導學生時亦常提及曾國藩, 并以此鼓勵學生們有所作為。如在一次與學生的談話中, 他就講到曾氏及其周圍友人“最先從自己做起, 立個標準, 擴充下去, 漸次聲應氣求, 擴充到一班朋友, 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 進而至時局危難時, “只好讓他們這班人出來收拾”。由此他又向學生們言道:“風氣雖壞, 自己先改造自己, 以次改造我的朋友, 以及朋友的朋友, 找到一個是一個。這樣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 必然有相當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 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了。”他鼓勵學生同樣應樹立改造社會風氣的志向, “先從個人做人方面做去, 以次及于旁人”。[9]735-737曾國藩倡導風氣改變是由于一二人之趨向, 梁啟超亦以此勸導從學諸生勇擔“改造”社會不良風氣的重任。相對于上面僅在家信中表彰曾氏, 此處梁啟超則是公開稱贊曾氏推己及人的人生志向。   以上足以看到, 梁啟超從早年至晚年, 在個人修身和言談之時均多番提及曾國藩。他不僅自己仿效曾氏的修身之法, 而且主張子女、學生向其學習。雖然梁啟超一生中對曾氏的推崇前后有著不同的指向, 但這一推崇的態度可說是貫徹始終。因此, 當梁啟超在著述中涉及曾氏時, 平生對曾氏的態度也不禁流露于筆端, 成為他評價的基準。 二、錢穆筆下的“曾滌生”及其與梁啟超的異同   在梁啟超之后, 錢穆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曾國藩也有一系列論述。這主要見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 (后改名為《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 (1) 《國史大綱》《清儒學案序目》等論著。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述曾國藩一章中, 錢穆認為曾氏學問受到桐城派以及其鄉賢前輩的影響。桐城派姚鼐等人雖以古文辭著名, 卻不忘暢論改革風俗、提倡教化之說。曾氏家鄉前輩唐鑒、賀長齡諸人在湖湘之地大力提倡宋學, 重振經世學風, 試圖一新天下人耳目。[11]628-635這兩派人論學有一相同之處, 即都不滿當時尊崇漢學的風氣, 對宋學則特別重視。而曾國藩在京師任翰林院檢討時既“接聞桐城諸老緒論, 又親與唐鑒、吳廷棟諸人交游”[11]636, 已充分接觸到這兩派的學說, 于是學問上受到諸多的影響。   但在錢穆看來, 曾氏為學并不囿于以上兩派的學說, 而是意在會通漢學與宋學, “歸其要于禮家”。[11]646錢穆頗為欣賞曾國藩的禮學思想, 故而對之論述最多。他認為曾國藩是在以杜佑、馬端臨之學彌補許慎、鄭玄論學之“偏”, 再“以禮為之綱領”, 從而“綰經世、考復、義理于一紐, 尤為體大思精, 足為學者開一瑰境”。[11]649從上文可知, 梁啟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雖有提及曾國藩“和合”漢、宋學, 但僅一筆帶過, 且未提及曾氏的禮學思想。而這里錢穆明確指出曾氏會通漢學與宋學而歸趨于禮學的學問取向, 并給予頗高的評價。在這一點上, 錢穆與梁啟超顯有不同。   而且錢穆未像梁啟超那樣高度評價曾國藩的古文造詣, 反而注重曾氏的“文章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 錢穆認為曾氏論學“尤重文章”, “微變”漢學之“訓詁明而后義理明”之說, 并移之于文章, 以求“古書之精義”。[11]652-653在《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一文中, 他更認為曾氏視文學為“全部學問之中心”[12]101。   錢穆認為曾國藩為學“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為主”[11]636, 而持論則“平正通達, 寬宏博實”, 為清朝二百余年少見[11]653。故此, 曾氏學問屬于“士大夫之學”, 而不同于“博士之學”, 其本人亦被錢穆稱為“近百年來第一個偉大人物”[12]102。此處所言之“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 是引用晚清廣東名儒陳澧的說法。陳澧認為學問分“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 而“士大夫之學, 更要于博士之學”;所謂“士大夫之學”指的是“略觀大意”“存其大體”。[13]對錢穆而言, 曾氏之學正是屬于“士大夫之學”, 從而區別于以專精為主的“博士之學”?梢婂X穆對曾氏這一為學宗向的由衷肯定。相對于曾氏的事功、古文造詣, 顯然錢穆更為贊賞其學問。   因之, 錢穆在《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一文中特別主張社會上負有“國家社會更大的重任”的“比較站在領導地位的搢紳士大夫”“政軍大僚”“各色各行的領導人物”都應當“稍事學問”, 奉曾氏為模范, “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現”[12]90-91。前已指出, 梁啟超教導子女、學生時也言及曾國藩, 但他是重在從人身修養上向曾氏學習。而這里錢穆則是主張社會上的“領導人物”從學問上奉曾國藩為模范。其間的側重還是有所不同的。   雖然錢穆在著述中如此看重曾國藩, 但這并非是他對曾氏的全部看法。實則他亦對其有批評之辭。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論述稍早于曾國藩的龔自珍時, 即已附帶指出:“湘鄉曾氏削平大難, 欲以忠誠倡一世, 而晚境憂讒畏譏, 惴惴不可終日”[11]607。在論曾氏這一章中, 他再次言道:“自此以往 (指1861年后———引者按) , 滌生名位日高, 責望日重……憂讒畏譏, 日惴惴于晚節之不終保”。由此他認為:“蓋轉移習俗以陶鑄一世人才之至愿, 在滌生故未盡酬”[11]643-644。錢穆在同一書中兩次以“憂讒畏譏”、惴惴不安來描述曾氏, 同情惋惜中已有幾分批評。   至《國史大綱》一書中, 錢穆對曾氏雖有贊賞之辭, 如稱“曾國藩雖在軍中, 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等即是[14]947, 但也有責備之意。錢穆認為湘軍諸將領“自謂受有傳統文化之澆培、以保護民族文化自任”, 卻早已喪失“民族大義”;他們“寄托在異族政權的卵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保存與發皇, 豈異夢寐!”[14]944雖言湘軍諸將領, 并無特指, 但曾氏顯然包括在內。在錢穆看來, 曾國藩等湘軍諸將已喪失“民族大義”, 因而不能“保存與發皇”民族文化。這里對曾氏批評的意味頗為明顯。   不過, 錢穆于1942年寫《清儒學案》之時, 仍以一章篇幅談論曾國藩。該書全稿已不存, 但序目幸而留下, 從中可以看到錢穆論述曾學的命意所在。錢穆說:“滌生之學, 文章宗桐城姚氏, 訓詁尊高郵王氏, 經學考據師昆山顧氏、金匱秦氏, 窮賾擷精, 海涵地負。其在京朝, 常從唐鏡海、倭艮峰、吳竹如諸人游。然不拘拘為講學家言。嘗自謂‘欲以禹、墨為體, 老、莊為用’。雖非從容中道, 亦庶幾矣。誠近世間出一偉儒也。述滌生學案第五十七。”[15]567除了論曾氏學問淵源與先前所言不相差別外, 錢穆還特別提及曾氏“不拘拘為講學家言”, 借以彰顯后者重在實地踐行的為學旨向。這也正好與上面“士大夫之學”的論斷前后呼應。而錢穆又稱曾氏庶幾“中道”, 為“近世間出一偉儒”, 更可見他對曾氏學問的贊許。   綜上而言, 在錢穆看來, 曾國藩實是近世一位學問精深而又躬行實踐、注重保存民族文化卻忘卻“民族大義”的“偉儒”。他由衷贊嘆曾氏會通漢學與宋學進而歸趨于禮學的學問取向, 而對其喪失“民族大義”則有所批評。不同于梁啟超盡乎正面的評價, 錢穆對曾氏的態度較為復雜。   三、錢穆如此評判曾國藩的緣由   以上錢穆對曾國藩的評判, 不僅與日本侵略的時代背景和當時的學風密切相關, 還跟錢本人的民族觀念以及社會上的“曾國藩熱”有著一定的聯系。   錢穆寫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時, 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后。這與梁啟超此前撰寫同名著作的時代背景絕然不同。其時日本侵華亟亟, 于占領東北之后正覬覦華北。時在北平教書的錢穆遂不禁有“身處故都, 不啻邊塞”[16]3的感嘆。面對此種局勢, 他在書中對于“轉世運”的人才予以特別關注。在論晚清名儒陳澧時, 他曾感嘆:“安所得東塾 (陳澧) 其人者, 以上挽之于朱子、鄭君 (鄭玄) , 相率趨于博學知服之風, 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此余於東塾之一編, 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11]692。而曾國藩在晚清的“勛績”“學業”與“文章”, 在錢穆看來, 已然符合其“轉世運”之人才的標準。由此他才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中對曾氏有所褒獎。   當時崇尚考據的學風亦是錢穆推崇曾國藩的一項緣由。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整理國故運動以來, 學術界崇尚考據實證。錢穆對學界的這一風氣極為不滿, 并行諸于文字。在《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論曾氏讀書之道一節中, 以下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看最近的學術界。似乎領導學術者, 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學, 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學。因為有此趨向, 所以我們當前的學術空氣, 漸漸和一般社會分離, 而形成為一種特殊環境里的一種特殊生活。一個有志讀書的青年, 他們的最要條件, 便是盼望能走進像樣的大學, 浩博的圖書館, 完備的研究所。而論其學問之所成就, 則只是一種近乎博士論文式的著作。我們并不說學術界不該如此, 卻不能認為學術界只該如此。若我們放大眼光, 為一般社會著想, 便見學問并不全是關門而做的事。有一種是專門博士之學, 為少數人所專攻;另有一種則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學, 為社會多數知識分子所應領解。曾氏圣哲畫像記所論, 若以專家博士學的眼光來評量, 有人不免將目其為淺陋。但若注意到社會上一般人物之陶冶與進修, 則曾氏的見解, 實在是極可取法了。[12]97   這里錢穆再次引用陳澧“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說法, 認為當時學界太過提倡專精的“博士之學”, 從而使得學問與人生日用越來越遠。在錢穆看來, 專門之學固屬需要, 但由少數人專攻即可;更多的知識分子應當從事“普通的士大夫之學”, 而注意社會上一般人之“陶冶與進修”。由此他認為曾氏在這后一方面的見解值得重視!督倌陙碇T儒論讀書》全文注重彰顯曾氏學問屬于“士大夫之學”的特質, 此處又特別提及當時的學風且與之對比, 其中顯然有針對的意味。對錢穆而言, 曾氏的見解毋寧是療治當日學界風氣的一劑良藥。   值得注意的是, 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考史風氣漸濃之際, 錢穆亦是身體力行之一人。他寫《先秦諸子系年》、《劉向歆父子年譜》, 可以說都是受到這一風氣的影響。這一時期所寫的《國學概論》對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古史探討雖有所批評, 亦肯定其“破棄陳說, 駁擊舊傳”之功。[17]329但至三十年代, 錢穆逐漸轉入“經世”之學 (“士大夫之學”) , 且刻意與“乾嘉學” (即乾嘉考據之學) 劃清界限。[18]147錢穆本人為學的這一段經歷, 對其辨析“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區別自然會產生影響, 遂使其更為認同前者。   如果說其時的學風以及國難讓錢穆對曾國藩另眼相看, 那么錢氏本人的民族意識和社會上盛行的“曾國藩熱”則又使其對曾氏有所批評。早有研究者認為錢穆“頗具民族主義意識, 并見諸其史學”[19]164。但還需指出的是, 比照當時逐漸形成的中華民族意識, 錢穆所持的實是一種狹義的民族觀。他后來回憶說, 早在果育學校求學之時即受老師教導而知當時皇帝“不是中國人”, 并稱“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 同情革命民主”皆由師啟發之[18]34?梢娖涿褡逵^念是僅就漢族而言。由這一民族觀念, 他在《國史大綱》中頗為批評曾國藩, 認為曾氏喪失“民族大義”, 在“異族政權”下試圖保存“民族文化”為“夢寐”之言。錢氏本人的民族意識在論述曾國藩時無疑得到了最好的體現。這是他于贊揚曾氏之后又對之批評的一個重要因由。   另外, 錢穆對曾國藩的責難還當與其時社會上風行的“曾國藩熱”有一定的關聯。錢穆寫作《中國近三百學術史》《國史大綱》等著述時, 社會上正彌漫一股“曾國藩熱”。這一重背景亦為此前梁啟超寫作清學史著述時所未遇到。   其實, 北伐前后國民黨當局已對曾氏甚為推崇, 將其言說引為治軍之“范則”;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社會上更是普遍談論曾氏, 一些學人更將其當作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抵抗西方文化的功臣, 對其忠于清廷鎮壓太平天國則曲意回護。[20]錢穆談論曾國藩時, 未提及時人這些稱贊曾氏保護民族文化之功的言論, 但并非不知情。在《國史大綱》中, 他頗為批評曾氏忘卻“民族大義”, 認為其謀求在“異族政權”下保存“民族文化”為不可能實現之事。這與那個抵抗西方文化而衛護中華文化的曾氏形象顯有不同。對比之下, 其中還是有一定的針對意味的。而且如此判斷, 也可明了兩年以后錢穆寫作《清儒學案》之時又對曾氏大為贊嘆且稱其為“近世間出一偉儒”的內在緣由。因為對錢穆而言, 除了曾國藩忠于“異族政權”而忘記“民族大義”應予以批評之外, 曾氏的其他方面如學問、德行均值得稱贊甚至仿效學習, 所以在寫作《清儒學案》時就又對曾氏大為贊嘆了。   四、結語   由于學問背景、人生閱歷以及所處時代不盡相同, 梁啟超和錢穆對曾國藩的評判也是有同有異。梁啟超一生十分敬仰曾國藩, 這不免影響到他對曾氏的評價。在其著述中, 曾氏的形象近乎完美。錢穆因自身的民族觀念、國難的時代背景以及對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和“曾國藩熱”的不滿, 從而對曾氏既有稱贊又有批評。梁、錢二人都認為曾國藩是近代一位學問精深且力行實踐的重要人物。但在關于曾氏的學問背景、為學取向、古文成就等問題上, 彼此看法不甚一致。梁啟超認為曾氏的人格修養值得后人學習。而在錢穆看來, 曾氏有志于“士大夫之學”而不注重專精的為學取向更應當稱贊和加以仿效。   梁、錢兩位學人筆下的曾國藩形象固然有所不同, 但這無關認識上的對與錯, 也不盡是理解上的深與淺。從中反映的倒是民國學人在論曾氏之時, 各自所處之時代及所持之觀念對彼此論著的深刻影響。這是后來者在閱讀他們的論著時所應時刻注意的地方, 不容輕忽。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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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劉浦江.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復雜糾葛.近代史研究, 2014 (2) .   注釋   1 參見劉浦江:《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復雜糾葛》, 《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第89-94頁。   2 此前已有關于梁啟超和錢穆清學史著述的比較研究, 主要是從著述體例、組織方式、著述宗旨等方面展開, 并未對二人有關曾國藩的論述予以特別的關注。見路新生:《梁任公、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合論》, 《孔孟學報》1994年第2期;周國棟:《兩種不同的學術史范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 《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陳勇:《“不知宋學, 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錢穆與清代學術史研究》, 《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胡文生:《梁啟超、錢穆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 《中州學刊》2005年第1期;崔蘭海:《梁啟超、錢穆同名作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主旨對比》,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1期;李長銀:《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平議》, 《江南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1期。   3 (1) 1935年, 北平大學生發起讀書運動, 錢穆應邀寫就此文, 初刊于本年11月的《益世報·讀書周刊》上。該文后收入《學龠》一書時, 改名為《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全文見錢穆:《學龠》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第75-148頁。 點擊查看>>曾國藩論文3000字(精選范文8篇)其他文章
    梅樂.民國學人梁啟超和錢穆筆下的曾國藩形象異同[J].船山學刊,2019(03):54-60.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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