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下的比較文學主題學研究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八篇 摘要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興起于19世紀,但長期以來基本上局限于歐洲文學的比較研究。到20世紀末,隨著世界大格局的改變,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已是勢所必然。尤其進入21世紀最近十多年來,學術的發展使比較文學可以真正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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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八篇

  摘要:比較文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興起于19世紀,但長期以來基本上局限于歐洲文學的比較研究。到20世紀末,隨著世界大格局的改變,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已是勢所必然。尤其進入21世紀最近十多年來,學術的發展使比較文學可以真正走出歐洲中心,擴展到全世界范圍的文學,東西方研究越來越受到普遍重視,我們真正進入了比較文學的新時代。

  關鍵詞:比較文學主題學,歐洲中心主義,東西方比較,國際比較文學學會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比較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活動。人要識別任何東西,采取任何行動,首先都必須比較。區之以別,才能認識事物,選優擇善,才能有所行動,而區分和選擇就必須做比較。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說:“與生存或是毀滅不同,比較或是不比較,那并不是一個問題。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從本體的意義上說來,我們不能不做比較,而且我們隨時都在比較,也由此才可能區分、識別、理解、做出判斷和決定,并依據我們的決定來行動”(11)。所以比較并非比較文學得而專之的研究方法,而是人類知與行必有的前提。在19世紀,達爾文進化論在科學研究中發生很大影響,物種的分類和鑒定必須比較,于是比較作為研究方法特別受到重視,發展出比較動物學、比較植物學、比較解剖學等新興學科。在此學風影響之下,文學研究也打破了單一語言文化傳統,發展出比較文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比較文學當然以比較為基本方法,但其特別的界定在于:必須以至少兩種不同語言文化傳統為前提,研究文學作品超出民族文學范圍、在其他國家讀者當中的流傳,討論在國際范圍內文學思潮之漲落、文學運動之興衰等內容,并希望由此對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文化之顯現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詩經》與《楚辭》各具特色,李白與杜甫也常有人比較其高下優劣,唐詩與宋詞各領風騷,白話與文言也并存而有差異,但所有這些都是同一語言文化傳統中的比較,也因此不是學科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從一開始,比較文學就是超出民族文學傳統、具有國際和世界眼光的文學研究。

  然而比較文學發源于19世紀的歐洲,那是西方向外擴張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西方人在文化上也自信,以歐洲為優越,大多數學者對歐洲以外的文學缺乏興趣和了解。比較文學又特別強調研究者必須掌握比較的語言,由作品原文做比較,絕不能靠翻譯。奧匈帝國時代出生在匈牙利、以德語為母語的學者雨果·馮·梅澤爾(Hugo von Meltzl,1846-1908)在1879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份比較文學刊物,名為《比較的世界文學學刊》(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vm vniversarvm),他提出研究者應該以10種語言(Dekaglottismus)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即德、法、英、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蘭、匈牙利、冰島、瑞典等國語言,再加上拉丁語。所以比較文學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掌握多種外語,許多比較學者也往往懂得主要的歐洲語言。真正熟練掌握10種語言當然很困難,能夠做到的人也不多,但卻不能不令人敬佩,然而梅澤爾提出的10種語言畢竟都是歐洲語言,完全沒有把比較文學的視野擴大到歐洲之外,早期的比較文學也就擺脫不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

  實證主義在19世紀歐洲思想中占居主導地位,所以比較文學也以實證為主,調查作家和作品之間可以證實的聯系,所謂rapport de fait,并由此討論某作家或作品對其他作家的影響。這種以民族文學為基礎、討論作家和作品實際聯系的影響研究,很容易變成主要文學傳統如何影響了其他文學傳統、某位大作家如何影響了其他作家的討論,最終成為一種大國民族主義的論述。這種影響研究以法國學者為主,比較文學也最先在法國得到發展。然而20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人們對民族主義的危害感受尤深。尤其戰后在美國比較文學界頗有影響的幾位學者都是猶太人,如列奧·施皮澤爾(Leo Spitzer)和艾利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他們都曾經在德國大學任教,卻被納粹解除教職,趕出德國,經過土耳其才最終到了美國,所以他們對鼓吹本民族為優越的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也反對那種實證式的影響研究。于是比較文學在戰后的美國得到新的發展,拋棄了實證主義的影響研究,并把比較的范圍擴大到思想和藝術領域,成為主題比較的平行研究。這就是在談到比較文學史時,常常提到的所謂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之轉變。其實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而非僅僅人為的努力?藙诘蠆W·紀廉(Claudio Guillén)在《比較文學的挑戰》一書中把這一點講得很清楚,并把這兩種不同的研究途徑稱為“法國時刻”和“美國時刻”(46,62)。然而無論傳統法國式研究還是美國式研究,20世紀的比較文學基本上還是以歐洲文學為中心,也就是說,其最杰出的研究成果,比較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如奧爾巴赫《摹仿: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恩斯特·庫爾求斯(Ernst Robert Curtius)《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弗萊(Northrop Frye)《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弗蘭克·凱慕德(Frank Kermode)《終結的意識》(Sense of an Ending)等,都只在西方文學范圍內討論問題。這些杰出的學者們治學態度十分嚴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他們雖然學識淵博,但著書立說,討論范圍都謹守在他們熟悉的歐洲文學。這也不能不顯出比較文學作為歐洲興起的學科,本身有其局限。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真正使比較文學研究者具有全球的眼光和普世的胸懷,已經是必然的趨勢。

  對于比較文學局限于西方,許多比較學者早已提出質疑。對中國文學和其他東方文學很有興趣的法國學者安田樸(RenéEtiemble)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說,梅澤爾以10種歐洲語言為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想法早該過時了,因為在這些歐洲語言之外,中國、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許多地方早已有文學經典出現,“那時候這10種語言的文學大部分還不存在,或者尚處于十分幼稚的階段”(19)。對日本文學很有研究的美國學者邁納(Earl Miner)在上世紀90年代著有《比較詩學》一書,指出“只從一種文化傳統來考慮詩學問題,就只是考察單一的一種思想世界,無論這思想世界有多么復雜、細致而豐富?紤]其他種類的詩學就必然會去探究各種文學思想全部的范疇,全部的觀念和構想”(7)。此外還有佛克馬(Douwe Fokkema)、蘇源熙(Haun Saussy)、魏璞和(Wiebke Denecke)等等許多學者,也包括筆者本人在內,都力圖把比較文學擴展到歐美之外,尤其引入中國文學和整個亞洲文學悠久而豐富的傳統。杰出的比較學者克勞迪奧·紀廉雖然自己并不懂東方的語言文學,卻極其重視東西方文學的比較。他贊同安田樸的看法,呼吁比較文學應當超越“歐洲或歐洲中心的沙文主義”(86),并認為把歷史上沒有關聯的作品相比較,正是“比較文學最具前景的趨勢”(87)。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把東西方兩部作品硬拉在一起,毫不考慮比較的基礎和理由,牽強附會,最終只是表面膚淺的比附。但紀廉認為,比較的理由不必再是實證主義的實際聯系或歷史的接觸,而是理論觀念的溝通與共鳴,所以他認為對今日的比較文學而言,東西方比較研究“提供了特別有價值和最具希望的機會”(70)。到20世紀末,尤其進入21世紀,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已經成為國際學界的共識,比較文學走向歐洲之外,走向東方,走向南美,走向整個世界,都勢在必然,而紀廉倡導的東西方比較研究,更可謂是正得其時。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基本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世界。正如比較學者特奧·丹(Theo D'hae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所說,歌德在19世紀初提倡的世界文學觀念最近重新引起學界的注意和探討,都與當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兩大變化相關,“一是冷戰的結束,其具有象征意義的日期是***年柏林墻的倒塌,但實際上包含了自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中的整個階段。另一個則是我們一般稱之為‘全球化’的擴展”(8)。更具體地說來,“911”以后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中東和阿拉伯世界許多地方的戰亂和騷動、伊斯蘭國的出現和恐怖主義的威脅、歐洲面臨的移民潮,直到最近英國脫離歐盟的公投及其后果,這些都是國際政治經濟方面互相關聯的大事件,也造成世界大格局的變動,形成許多不確定因素。特奧·丹指出,冷戰剛結束時,西方有些人以為資本主義是世界唯一可能成功的制度,福山(Francis Fukuyama)過早提出了現在看來完全錯誤的“歷史終結”(D'haen 9)的概念,而在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中,卡桑諾瓦(Pascale Casanova)和莫瑞蒂(Franco Moretti)也以經濟全球化為模式,提出了以歐洲為中心、世界其他地區為邊緣的世界文學概念。但在那之后不久,“911戲劇性的事件和我們一般可以稱之為歷史的回歸就完全打碎了這類信念”(D'haen 14)。歐洲中心已經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較的世界文學研究不能夠只有一個中心,而必須是多中心或多元的,“于是‘歐洲’文學不再是研究世界各種文學的焦點,也不再是研究世界文學的中心視角,卻成為研究對象,看它如何與‘世界’的各文學相關”(D'haen 14)。這種以全球眼光看來、把歐洲視為世界之一部分的多元觀念,在比較文學興起之初,甚至在20年前的西方,都是難以想象的。而這也就證明無論在政治、經濟局勢,還是在文化和學術環境方面,我們這個世界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很明顯地直接反映于比較文學的國際組織,即國際比較文學學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簡稱AILC/ICLA)。這個學會1956年在巴黎正式登記成立,至今恰好有60年歷史,而在這60年當中,一直是以歐美比較學者為主導,推進比較文學在全球各地的發展。也恰好在這個學會進入60周年時,筆者有幸作為第一個中國學者,被選舉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而且下一屆的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大會,2019年將第一次在中國大陸舉辦。這在我個人當然是極大榮譽,說明自己多年來從事東西方比較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國際學界同仁們的承認和贊賞;但我十分明白,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成功,在更深的層面上,這更是上面所說我們所處時代的大環境和大趨勢之變化使然。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30多年來變化之大、成功之巨,在全球歷史上實為罕見。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尤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巨大變化,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對中國產生極大興趣,也對中國的學術文化刮目相看,越來越重視。中國學者現在與國際學界有越來越頻繁的交往,在學術研究中也逐漸有中國學者的聲音。至今仍然以歐美學者為大多數成員的國際比較文學學會,能推選一個中國學者為引領者,可以說是比較文學進入新時代的一個標記。

  然而比較文學的新時代不是一個突然的轉折,而是人文學科和國際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遵循了它自身內在演變的邏輯。早在19世紀初,德國大詩人歌德在與他年輕的秘書愛克曼對話當中,談到他在讀一部中國小說,這部小說與他熟知的歐洲文學作品很不一樣,但又使他覺得完全可以理解書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于是他講了關于世界文學很有名的一段話,宣稱說:“詩是全人類共有的,[……]民族文學現在已經是一個沒有什么意義的詞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在眼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212-213)。歌德不僅讀中國小說,而且非常喜愛古代波斯詩人哈菲茲的作品,并在其啟發之下,寫出了他自己的《東西方詩集》(West-stlicher Divan)。在他那個時代,歌德的確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詩人,但19世紀歐洲建立的比較文學卻沒有像歌德所說的世界文學那樣,把全世界的文學都包括在研究范圍之中,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局限在歐洲文學的范圍之內。正如特奧·丹所說,隨著當今世界的變化,世界文學重新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也就是要真正在全球范圍內研究不同文學傳統。有一些比較文學研究者對世界文學的興起頗有保留,主要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用英語來討論世界文學,包括翻譯成英語的各種世界文學選本,使美國學生喪失了學習外語、真正了解外國文學的興趣。還有一種反對世界文學的理由,尤其是艾米莉·阿普特爾(Emily Apter)在《反對世界文學》(Against World Literature)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則是強調翻譯之不可能,認為世界文學低估了理解外國語言文學的困難。不過在我看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并非互相對立,比較文學要超越歐洲中心,就必然走向世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包括非西方文學傳統。這正是紀廉早就宣告過的比較文學發展的新方向,尤其是東西方比較研究的方向。如果說比較文學從來強調掌握外語,要擴大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真正了解世界文學,就必須學習和掌握歐洲語言之外的其他語言,所以對外語的要求不是減少了,而是要求掌握在傳統比較文學的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等主要歐洲語言之外的外語。奇怪的是,比較文學在歐洲文學之間比較,似乎沒有不可譯的問題,而恰好在比較文學要走出歐洲之外、走向世界其他文學和文化傳統之時,我們卻聽見一陣高呼,特別強調不同語言文化之間不可譯、不能相互理解。這豈不是故意制造障礙,反對比較文學走出歐洲中心的局限嗎?當然,任何學術研究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要走出歐洲中心,更不是只憑意愿就可以成功。對比較文學研究者們說來,更重要的是多閱讀,多思考,在扎實的語言文學基礎上,開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重要的成果。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好的環境。我們有明確的方向,有努力的意愿和信心,只要我們堅持做踏實的研究,最終一定會取得相應的成果。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我們已經進入了比較文學的新時代。

  參考文獻
  [1]Goethe,Wolfgang von.Conversations of G 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Trans.John Oxenford,rev.ed.London:George Bell&Sons,1883.
  [2]uillén,Claudio.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Cola Franzen.Cambridge,M 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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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Zhang,Longxi.“Crossroads,Distant Killing,and Translation:On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Comparison,”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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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隆溪.比較文學的新時代[J].中國比較文學,2016(04):1-6.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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