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段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探析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六篇:不同時段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探析 摘要: 胡適作為自由主義者, 對五四動的評價前后并不相同, 體現為先是為五四運動辯護, 然后是充分肯定五四運動, 最后是對五四運動給予一定的批評。 關鍵詞: 胡適; 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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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六篇:不同時段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探析   摘要:胡適作為自由主義者, 對五四動的評價前后并不相同, 體現為先是為五四運動辯護, 然后是充分肯定五四運動, 最后是對五四運動給予一定的批評。   關鍵詞:胡適; 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位重要領袖人物, 胡適并沒有參與五四運動的策劃, 但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后, 對這場愛國救亡學生運動主要持辯護和支持態度。當然, 作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 他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在不同時段有些微妙變化, 既反映了他對當時時局變換的回應, 也體現了他對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堅持。   一、為五四運動辯護   盡管五四運動爆發時, 胡適并不在北京, 卻于5月7日參加了上海的國民大會并上街游行, 聲援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1920年, 為紀念五四運動一周年, 胡適與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 指出五四學生運動的五個“好效果”, 即“一是表明了學生具有強烈的自動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磨練了學生的演說能力、組織能力和辦事能力;四是增進了學生團體活動的意識和經驗;五是致使許多學生萌生求知的欲望”[1]。同時為學生運動進行了辯護,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 政府太腐敗了, 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 (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 。那時候, 干涉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 都是同一個道理, 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1]。當然, 胡適也清醒地提到, 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里不得已的事, 但是它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的辦法……單用罷課作武器, 是最不經濟的方法, 是下下策, 屢用不已, 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我們希望學生從今以后要注重課堂里、操場上、課余時間里的學生生活: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1]。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 又掀起了學生運動的高潮, 胡適撰寫了《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 再次為學生運動辯護。在他看來, 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是近七年來最有價值的學潮, 二者都是在國家面臨大恥辱情況下, 激發了一般青年學生純真的愛國熱忱而自然自發地出現的。在充分肯定學生天真的愛國熱情的前提下, 胡適也指出, 群眾運動是不可能持久的, “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于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2](629)?傊, 這一時期的胡適, 基本上是對五四運動是持辯護態度的。具體來看, 首先是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愛國熱情和救國情懷, 支持學生有效地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其次是清醒地意識到學生運動應該有所節制, 不應被濫用, 更要警惕被政黨所操縱和利用。   二、對五四運動充分肯定   1927年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 開始實行獨裁式的一黨專政。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 也作為自由主義價值原則的信守者, 胡適反對這種新式獨裁, 他創辦《新月》、《獨立評論》等雜志, 強調人權、自由和民主, 并重新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與意義進行闡釋。1929年10月,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文章中, 對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與國民黨的統治實質進行了對比分析。首先,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 彈劾程朱, 否認上帝, 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 解放中國的思想, 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結果, 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 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3](579)。其次, “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應于現代的環境, 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新文化運動的大貢獻在于指出歐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中國高明, 連思想學術、文學藝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得多”[3](580)。以此來反對國民黨當局在文化上支持保守的民族主義。1935年5月, 胡適連續發表《紀念“五四”》和《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兩篇文章。前者在肯定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基礎上, 提出促成五四運動出現的原因恰恰在于思想的自由和變化;后者回顧了五四運動的過程, 重點探討了五四運動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在胡適看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的結果是產生了個人主義, 而個人主義又倡導思想言論自由, 實質上就是自由主義, 然而隨著社會主義思潮的進入, 產生了一股強勁的反對個人主義的思潮。“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 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缎虑嗄辍返耐艘捕己車绤柕嘏u指斥中國舊文化……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不完全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方向的”[4](588)?梢, 這一時期的胡適, 從自由主義角度來理解五四運動, 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 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思想自由解放和世界觀來反對國民政府的專制和狹隘的民族主義。   三、對五四運動予以批評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 開始以社會主義來反對自由主義, 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 也成了批判對象。而臺灣的國民黨政權, 也對自由主義進行打壓。作為自由主義的堅定捍衛者, 胡適仍然堅信自由主義價值理念, 并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進行重新反省。與前兩個階段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同, 胡適開始有意識地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進行區分。對于新文化運動, 胡適將其命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之所以為新文化運動冠以這個名稱, 胡適的用意在于:一是反對將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 強調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演變過程中來重新理解新文化運動;二是反對僅僅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 主張從倡導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思想文化角度來正確看待新文化運動;三是重申新文化運動強調的是新文化的發展路徑應該是自由論爭和循序漸進, 而不是激進的革命。對于五四運動, 他在肯定其最終促使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和迫使北洋政府罷免親日官員兩大政治意義基礎上, 從文化運動的角度, 將五四運動視為是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的干擾, 影響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他指出, 五四運動“從我們所實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 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 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 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當時所有的正常都想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 其結果便弄得人人對政治都發生了興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也就被大大削弱了”[5](186)。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試圖通過一種緩慢的、漸進式的“再造文明”來改變中國的現實。他堅持以新文化運動式的文化革新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步伐, 尤其反對以激進的革命式的政治運動來改變現實的中國。因此, 他稱贊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 對于五四運動后來由于受到政治干擾而由文化運動走向政治運動, 并阻斷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 表達了不滿和惋惜。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胡適對自由主義信念的堅守。正如他自己在1917年回國時所說“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定, 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6](363)。   參考文獻   [1] 胡適, 蔣夢麟.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N].晨報副刊, 1920-05-04.   [2] 歐陽哲生.胡適文集 (四冊)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3]歐陽哲生.胡適文集 (五冊)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4] 歐陽哲生.胡適文集 (十一冊)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5]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   [6] 歐陽哲生.胡適文集 (三冊)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點擊查看>>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
    孫平.淺析胡適對五四運動的評價[J].才智,2015(31):231+233.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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