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前后胡適對日本的態度變化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五篇:抗日戰爭前后胡適對日本的態度變化 摘要: 抗戰前胡適作為知名學者, 活躍于文化學術界。隨著日本侵華加劇, 胡適日益關注時政, 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對日態度, 并于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胡適理性地站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立場上, 根據國內外環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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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五篇:抗日戰爭前后胡適對日本的態度變化   摘要:抗戰前胡適作為知名學者, 活躍于文化學術界。隨著日本侵華加劇, 胡適日益關注時政, 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對日態度, 并于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胡適理性地站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立場上, 根據國內外環境以及敵我雙方的具體情況, 在不同歷史階段適時地調整對日外交態度與策略, 先后經歷避戰求和、不承認主義、“誠實與公開”等外交策略堅決抗戰, 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關鍵詞:抗戰前后; 胡適; 對日態度; 外交參與;   Hu S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 and Diplomatic Particip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CHU Xiu-hong   Memorial Hall of Sun Yat-sen's Former Residenc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Hu Shi, as a famous scholar, was active in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circle.With the invasion of Japanese army, he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tics, definitely expressed 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 and w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had a rational position against fascist and timely adjusted his attitude and strategy toward Japanese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After experiencing avoiding war, policy of non-recognition, "honest and open" deplomacy and resolutely fighting, 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一、學人論政:胡適對日態度的早期變化   (一) “九·一八”事變后對日避戰求和的態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 日軍強占東北三省。身處北平的胡適敏銳地關注著這場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對日外交問題成為胡適這一時期高度關注的時政, 他積極地公開表達個人對日態度。   最初, 胡適主張中國應溫和、冷靜, 對日不搞武力抵抗, 通過談判來阻止日本侵華。1932年5月, 國民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規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 中國不得在該交戰區駐兵;日軍撤至“一·二八”事變以前的地區, 即承認日本在上海淞滬、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地區的永久駐軍權;取締抗日運動, 十九路軍撤離上海。這實際上是一個妥協的喪權辱國的協定, 以出賣中國主權為代價。但胡適卻在是年5月他參與創辦的《獨立評論》創刊號上公然贊許國民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 贊賞《淞滬停戰協定》。不過, 胡適對南京國民政府事事推諉、日日拖延、沒人敢于擔負外交責任十分不滿。胡適在《獨立評論》第五號發表時政論文《論對日外交的方針》一文, 嚴厲譴責了國民政府不積極抓住國際契機, 以爭取外交主動, 批評國民黨的“不撤兵, 不交涉”方針是“躲避責任, 貽誤國家”的坐以待斃的政策。[1]同時, 胡適主張按照日方提出的五項原則 (1931年10月, 日本發表聲明, 提出否認侵略政策、取締反日運動、保護日本僑民、承認并尊重日本在滿洲權益等五項不平等的所謂中日交涉的先決條件) , 在第三方斡旋下, 與日進行和平交涉。胡適明確提出交涉的目標就是要在取消偽滿的基礎上, 恢復中國的領土及主權完整, 但其又建議中國軍隊不得進駐東北三省。這實際上默認了東北三省的獨立, 因此其言論遭到了諸多國人的反對。   胡適提出的上述對日意見, 反應了其避戰求和的外交思想。胡適的基本策略是力求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沖突, 設法避開戰爭, 以滿足敵人的部分要求為代價, 折中調和, 減少更大的損失。因此, 胡適對一切能夠暫時令戰爭停止的妥協措施多表示擁護, 尤其是來自國際方面的“調解”與“援助”。   1932年10月, 國聯調查團發表了“李頓調查報告書”, 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后英美等國對日本獨占中國東北的不滿, 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也有所揭露。它指出“九·一八”夜間日軍的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的行為;滿洲是日本未經宣戰而“武力強奪占領”的中國領土;“偽滿”完全是日本炮制出的傀儡政權, 在當地華人心目中也完全只是日本人利用的工具。但報告書并未譴責日軍的侵略, 公然鼓吹“滿洲自治”, 由“國際合作”共管, 試圖把中國東北變成歐美大國共同的勢力范圍。顯然, 這嚴重損害了中國利益, 遭到國人普遍反對。而胡適卻贊稱該報告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稱贊調查團“審慎的考查”、“公正的判斷”, 在“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 其工作是值得“感謝和敬禮的”。對于“滿洲自治”, 他覺得“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對的理由”。[2]胡文發表不久, 即受到鄭螺生、方之楨、林有壬等人的質問與批評。但胡適依然堅持己見, 先后發表《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文, 表明了他的“國際調停”觀。   隨著日軍侵華不斷升級, 胡適逐漸醒悟, 對國聯的“調解”與“援助”有所懷疑, 但胡適的避戰求和態度根深蒂固, 一時很難徹底扭轉過來。   1933年3月, 日軍占領熱河地區, 制造華北平津危機, 迫使國民政府與日方進行妥協性談判。5月, 胡適發表文章, 主張為“保全華北”, 暫時調停華北局部戰爭。胡適的理由是:此時我們既沒有解決的能力, 又毫無解決的辦法, 華北的停戰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救急辦法。[3]胡適這一主張與國民政府的想法不謀而合, 客觀上給急于妥協的國民政府提供了推卸責任的借口, 因此遭到很多人的不滿與反對。其中一直對胡適敬重有加的傅斯年, 寫信抗議并提出退出《獨立評論》社。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 胡適的避戰求和的和平談判主張是有前提和目標的。他所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偽滿洲國, 恢復中國在東北三省與熱河地區的領土以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否則“決不能和日本進行交涉”。[4]他認為中日之間偽滿的這個懸案, 是必須首先被解決的。這個懸案如無法解決, 就不可能消除兩國之間的仇恨。中國決不可回避滿洲問題, 決不可讓三千萬滿洲人民任由日軍隨意宰割![5]由此可見, 胡適倡導的避戰求和的和平談判, 絕非投降賣國, 而是出于愛國心和民族責任感, 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而想出的一種救國辦法。只可惜胡適低估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   (二) 倡導“不承認主義”, 積蓄力量, “準備好再打”   1933年, 日方多次公開表示“以滿洲國的獨立與承認”作為遠東和平的唯一保障, 并于3月宣布退出國聯。日本此舉極大的刺激了正在為中日交涉的實現而搖旗吶喊的胡適, 促使其重新思考對日應采取的外交策略。由于胡適先前確定的對日交涉的目標已不復存在, 此時他的思想轉向了“不承認主義”。胡適感到“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 只能以“不承認主義”反抗日本。不承認主義是胡適借用國聯大會通過的“不承認違反巴黎非戰公約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的議案, 他提出, 在中日問題上“除了這種條件之外, 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個國家一樣, 也決不承認“日本使用暴力造成的局面”。[4]   胡適認為, 國際政治問題的解決和世界關系的維系不是全靠武力, 而是靠國際間的信誓及公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事實上是在打破國際的信任和公論, 是在破壞世界的安全。為了自身的安寧, 歐美國家對此不會無動于衷。在國家公論的審判中, 日本成為全世界道德貶義的大罪人而不能不有所瞻望和顧忌。況且“我們要對得住國聯和美國的‘承認主義’”, 更“不應拋棄國聯”, 在我們“無力收復失地”的前提下?在“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4]不過事實證明, “不承認主義”只是一種一廂情愿式的約束力, 根本無法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徑。此時的胡適仍然停留在從外交上否定日本侵略的主張上, 對武力抗戰還持反對態度。他說不主張作戰, 是因為中國“沒有現代化, 沒有走上科學的工業的路”, 不能抵抗一個受過現代科學工業文化洗禮過的民族。他認為在雙方力量如此懸殊下如果驅民上陣, 就是拿百姓的生命做兒戲。“如果這叫做‘作戰’, 我情愿亡國”。[6]另外, 西方大國正忙于各自內務也不會給中國支援, 因此暫時的緩解“使得敵人的暴力無用武之地”, “然后敵人國內的和平勢力可以逐漸抬頭, 而國外的正義制裁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3]   (三) 提出“苦撐待變”, 堅決抗日, 不放棄交涉   隨著日軍侵華加劇, 胡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日漸加深, 對日態度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由原來的避戰求和轉向長期艱苦抗戰即“苦撐待變”, 為了民族的獨立與自由進行堅決、徹底的抗爭, 同時不承諾放棄外交交涉。1934年4月, 胡適撰文抨擊了《天羽聲明》, 文中體現出其對中日兩國的和解絕望。他認為中日兩國的利益所處、恩怨所指無不處處對立, “決對不會相互諒解”, 而中國也不可能得到強鄰的諒解, 更沒必要去求得諒解。至此, 胡適認識到所謂的世界公議、國際援助等“都還沒有一種有效的表現力量”, “都還只是不結果的奇花, 系而不可食的弧瓜”, “國際上的言論于我們也無多大的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只有埋頭苦干而已”。[7]胡適在隨后的探索尋找有效的御侮道路中, 提出了“苦撐待變”的主張。   “七七”事變后, 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胡適曾經主張“做一次最大和平努力”, 但事實告訴他, 中日“終將陷入不可避免的大戰爭”。他也看到, 避戰只是夢想。胡適徹底拋棄“和平夢想”, 主張堅決抗日。自此, 胡適改持“和比戰難”的思想, 支持武力抗戰。
  二、投筆從戎:從非正式的國民外交到駐美大使時代   (一) 奔赴西方, 啟動“演說”式國民外交   1937年9月, 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 受南京國民政府委派, 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使歐美, 進而開展國民外交。他出使的主要任務是向歐美各國揭露日本的陰謀和侵略罪行, 宣傳中國抗戰的決心, 以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支持與援助。在民族存亡、個人生計的兩難中, 國事、家事系于一身的胡適, 對于出使歐美不免有些許無奈, 明知前途不夠光明還要努力嘗試。出發當天, 他寫信給北大秘書長鄭天挺說:“明知時勢不利, 姑盡人事而已。”又說他這次“半途出家, 暫做買賣人, 謀蠅頭之利, 定為諸兄所笑”的舉動, 是迫于“寒門人口眾多, 皆淪于困苦, 我實不忍坐視其凍餒, 故不能不為一家糊口之計也”。[8] (P175-176)   抗戰初期, 胡適主要運用演說的形式來開展國民外交。他剛到美國就發表Can china win? (中國能戰勝嗎) 、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中國在目前的危難中對美國的期望) 兩文。在后一文中, 針對美國當時奉行的“孤立主義” (或稱“中立主義”) , 胡適明確表示, 中國期望美國做“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 希望美國能擔起阻止并遏止戰爭, 與各民主國家合作和策劃, 促成集體安全, 使人類能在世界上安居的領導責任。接著, 他又到加拿大等地做巡回演講。   胡適演說式的外交活動在當時取得了明顯成效, 產生了很大影響。據當時住在日本的朋友反饋說:日本的侵略者都已把他看作“大對頭”來對待, 他“在美的一言一行, 日本的各大小報紙都詳盡揭載。”日方認為:因為他善于組織宣傳, 以致于“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   1938年7月, 胡適再次前往歐洲, 繼續開展抗戰外交的演說, 著重向英、法等歐洲強國說明中國抗戰的艱巨與意義?梢, 胡適以非正式使節身份開展的演說式國民外交, 雖辛苦但卻卓有成效。其外交策略和演說活動深深刺激了日本侵略者, 并引起歐美大國對中國抗戰的同情, 初步收到預期的外交成效。   (二) 出任正式使節, 進行“誠實與公開”的外交   1938年7月, 當胡適正在法國努力從事國民外交之時, 南京國民政府電告請他出任國民政府駐美特命全權大使。兩個月后, 胡適接替了王正廷, 正式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其主要任務是繼續利用他的個人影響, 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胡適上任前夕, 《紐約時報》評論就說:胡適是能夠促進中美兩國相互了解的不二人選。[9] (P265)   剛收到聘任通知時, 胡適有些猶豫, 因他曾發誓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然而, 事實上胡適早已涉足政治, 只是沒有做官而已。他在回復南京國民政府的電文中說:國家際此危難之時, 當有所驅策, 又義何敢辭。他謙虛的解釋說:因從無外交經驗, 恐不能擔負外交大任, 故拖延至今, 始敢下決心接受任命。[10] (13冊) 10月5日, 胡適赴華盛頓上任。這是胡適生平第一次做官, 且是在非常時期肩負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對此他自勉說:“做了過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胡適出任國民政府駐美特命全權大使后, 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方針。   首先, 提出“誠實與公開” (或稱“水鳥式”) 的外交思路。上任不久, 胡適向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 當以全副精神應付。”在給夫人的信中他說自己是為國事而來, 不怕吃苦。并把國家比作為青山, 如果青山倒了, 子孫后代都得為奴。剛接任大使時, 他沒有任何外交經驗, 也沒有職業外交家的狡猾多詐。他以學人的思維提出“誠實與公開”的外交理念, 并憑借誠懇的態度和學問聲望, 最終贏得美國朝野的敬重。   其次, 堅持先前的外交路徑———演說, 以事理來打破美國的“孤立主義”, 爭取廣泛支持, 反對退讓, 力主抗戰。作為具有留美背景的學者, 胡適對美國的歷史民情相當熟悉, 他把演說看成是“誠實與公開”外交的核心。在為期四年的駐美大使任內, 他到全美各地演講多達400余場次。1942年5月17日, 他向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杰稱其今年體質本來較差, 又在全美歷行了一萬六千多英里, 各處演講了上百次, 實在是感覺太疲倦了。并說他在美國的這三年時間里沒有過過一個周末和暑假。其演講內容與核心是“和比戰難”, “苦撐待變”, 即持久抗戰和爭取外援的思想。由于胡適善于把握美國民眾的心理, 加上他的好口才, 所以他的演說每每都得到政府和民眾的普遍贊賞與肯定。如他演說“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 指出中美抗戰雖然歷史背景不同, 但兩者艱苦奮斗的精神和誓求獨立自由的目標是相同的。這種中美對照式演說有助于增強中國抗戰的國際認同。   再次, 廣泛結識政治要人, 開展高層外交, 迫使歐美放棄綏靖政策。在大使任上, 胡適很注意結交美國政要, 其中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關系非常親密。“羅斯福是一位開朗樂觀的美國總統, 胡適是一位開朗樂觀的中國大使, 兩個人的性格頗有相似之處, 兩人的關系也更為融洽。”羅斯福在復函蔣介石時“對胡適表示信賴倍至”, 稱“他和胡適有過多次愉快的交談, 國務院的官員也隨時可以和胡適取得聯系”, 并稱贊胡適“在華盛頓所維持的這種和諧關系, 已提供持續不斷的機會, 使雙方可以交換有關遠東一切問題的意見”。[11] (P282) “珍珠港事件”后, 羅斯福第一時間親自打電話告知胡適。此舉可以看出羅、胡之間的交誼。   美國“中立法案”中規定:在發生戰爭的兩國中, 美國應完全保持中立, 不輸出物資給任何一方交戰國, 但不禁止交戰國“現購自運”。這一規定大大限制了中國抗戰物資裝備的籌措, 而日本卻絲毫不受此束縛。為此胡適奔走于美國國會、國務院與白宮之間, 最終使得“中立法案”于1939年7月被擱置。另外, 胡適還多次對有關美日會談時日本提出的“臨時妥協方案”進行交涉, 表示強烈抗議。   三、胡適的外交風格與評價   綜觀抗戰前后胡適對日外交態度和外交參與, 可以看出他具有以下幾點獨特的外交風格:第一, 學者大使, 外交誠實公開, 不搞手段與陰謀;第二, 演說開路, “國民外交”與“高層外交”并舉;第三, 不在外國人面前批評本國政府;第四, 從政不為政府, 只為愛國。胡適是一位“以學者, 外交家, 教師及朋友的身份和千千萬萬美國人特別接近。他是我們這個世紀中的歷史人物, 他有勇氣及智慧領導世人對抗人類精神的壓迫”。[11] (P285)   胡適雖然就任駐美大使前在抗戰態度上不夠積極、樂觀, 甚至一度反對抗戰, 主張依靠國聯謀取和平交涉與妥協, 也一度堅持他提出的消極被動的“不承認主義”和不夠現實的“民族自救”。但胡適正式就任駐美全權大使的幾年時間里, 他把中國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的偉大事業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進行強有力的宣傳, 使國際上的綏靖政策、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立法案”等不利于抗戰的東西得以拋棄, 并且向美國爭取到中國抗戰時期所急需的“桐油借款”和“滇錫借款”。1942年8月15日胡適卸任駐美大使一職, 如同4年前他就任該職時那樣, 美國媒體再一次給予極大關注。9月3日, 對胡適的離職, 《紐約時報》評論說在中國全境, 重慶政府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個比胡適更合適擔任此職的人物。他自1938年上任以來, 美國朋友對他寄予了至高的期望, 而他在實際中的表現, 更遠超過了大家對他所寄予的期望。他所到之處都為中國贏得支持。時任美國國務卿赫爾說道:“在遇到有關中國事務商討, 如果與胡適的想法不合的時候, 總會使對方感到困擾。認為他是一個堅持己見的人。”赫爾在胡適卸任的記者招待會上, 公開贊揚他是“華府外交團中最有能力, 工作效率最高, 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使節”。[11] (P284) 另外在一般美國人看來, “近代各國派駐美國的大使, 得到美國朝野之敬重的, 大概只有英國大使Lord Bryce可以和胡適博士媲美”。[11] (P287)   總之, 抗戰前后, 胡適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正義的立場, 積極參與對日外交, 主張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 爭取最廣泛的支持, 在不承諾放棄外交交涉的同時, 堅決抗日, 并堅信最后的勝利屬于中國。從書生議政到國民外交, 再到駐美大使, 他通過外交參與抗戰, 取得顯著的成績, 對中國抗戰及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 胡適.論對日外交方針[J].獨立評論, 1932-6-19, 第5號.   [2] 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J].獨立評論, 1932-10-9, 第21號.   [3] 胡適.保全華北的重要[J].獨立評論, 1933-6-3, 第52、53號合刊.   [4] 胡適.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J].獨立評論, 1933-4-2, 第44號.   [5] 胡適.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J].獨立評論, 1934-5-27, 第102號.   [6] 胡適.全國震驚以后[J].獨立評論, 1933-3-7, 第41號.   [7] 胡適.“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J].獨立評論, 1934-4-23.第98號.   [8] 吳相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A].民國百人傳 (第一冊) [C].臺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1.   [9]易竹賢.胡適傳[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10]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M].臺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0.   [11]歐陽哲生.追憶胡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點擊查看>>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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