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

主題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學界十分熱門的研究領域,主題學是研究同一主題、母題、題材、情境等在不同民族、國家文學中的流傳與表現。本文總結了 8篇優秀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范文, 以供參考。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一篇:比較文學主題學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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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學界十分熱門的研究領域,主題學是研究同一主題、母題、題材、情境等在不同民族、國家文學中的流傳與表現。本文總結了8篇優秀“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范文”,以供參考。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一篇:比較文學主題學下的中英愛情詩歌研究

  摘要:對于愛情詩歌而言,與英國表達風格和意境營造不同的是,中國對于愛情詩歌更為細膩,其表述也更具感染力,為此本文主要闡述了比較文學視域下中英詩歌跨文化影響因素,并對兩者之間關于愛情詩歌的相似處和不同處進行了全面的探析,以此為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打下堅實基礎。

  關鍵詞:文學視域,比較文學主題學,愛情詩歌,比較文學,文化對比

  一、文學視域下中英愛情詩歌跨文化影響因素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愛情詩歌在不同區域中的不同表現,除了受跨文化因素影響外,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因素及社會背景都是導致愛情詩歌不同表現的重要原因。故而要想明確對兩者之間的文化進行深入探析,對其跨文化影響因素進行深度剖析是現階段文化基層產業機構和相關主管部門的核心發展方向。“比較文學”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一種藝術研究形式,據了解在文化形成過程中,英國由于隸屬海洋文化的島嶼或半島國家,在其文化發展過程中,海洋作為英國開疆拓土的主要路徑甚至唯一通道,其各項文化的交融大多圍繞“海洋”,由此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直抒胸臆、簡單直白,情感濃烈到一目了然的英語詩歌。中國在文化交流和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貫穿始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恐懼乎其所不聞”的謹小慎微決定了中國古典詩歌對格律近乎苛刻的要求,無論五言或七言,古典詩歌在字數上講究完全一致,在韻律則要求對仗工整,且與英國詩歌表述方式不同的是,中國詩歌在情感表達方面也大多較為含蓄。

  二、中英愛情詩歌相似處的基本概述

  隨著近年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通過對“愛情詩歌”的深入剖析可知,雖然中英兩國在悠久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自身特色的個性化詩歌形式,但其兩者之間藝術本質卻也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換言之就是無論是中國愛情詩歌還是英國愛情詩歌,兩者之間的內容以及表達形式等方面還是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具體來看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藝術表現形式

  與其他學藝術表現形式相比,詩歌最大的差異之處在于它是通過短小的篇幅來表達足夠豐富的情感訴求,而這也是詩歌藝術魅力的體現。在當前多元化文化產業時代背景下,隨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國詩歌無論是五言還是七言,其對仗的工整度一直以來都是詩歌的基本要求,通過短短幾句話作者便可將其所要表達的情感進行闡述,這就是語言魅力的所在。英國愛情詩歌亦是如此,在《雅典的少女》中,創作者通過幾句化來將那種離別之情表現的酣暢淋漓。經大量調研數據分析可知,無論是中國愛情詩歌還是英國愛情詩歌,兩者都善于使用“比喻、夸張”等眾多藝術表現形式,以期通過用那種特殊的表現方式來將原本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賦予一定的藝術魅力,以此來充分表達創作者內心強烈的藝術沖動,如《上邪》中“山無棱,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種自然界不可能出現的奇異現象成為了“乃敢與君絕”的條件。

  (二)意象的充分使用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在進行詩歌文學創作過程中,意象的大量運用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是中國愛情詩歌的表現方式,此外在英國愛情詩歌中也極為常見。從某方面而言,正是創作者那種相關或無關的意象組合,才能將自身所要表達的情感酣暢淋漓地體現出來,以此在不斷增添藝術美感的同時,生化文化藝術內容。中國在歷史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了很多文化藝術瑰寶,詩歌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能幫助現代人們去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背景,此外在培養學生愛國情懷、堅韌不拔以及其他各方面優良品質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古往今來,諸如董永和七仙女、牛郎和織女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古代愛情故事。秦觀在《鵲橋仙》中通過運用“云、星、銀漢、風、露”等尋常生活意象,由此贊頌了牛郎織女堅貞的愛情,同理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在創作《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中,也通過運用大量的意象來將自身所要表達的情感進行了細膩化描述,成為了現代文學創作中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三、中英愛情詩歌不同處的基本概述

  簡單來講,所謂的“詩歌”是指創作者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要求,將社會生活和人類精神世界用凝練語言、充沛情感及豐富意象來高度集中地表現的一種藝術形式。而在歷史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中,愛情詩歌作為詩歌的重要形式,一直以來都受到了人們的廣泛追捧,不僅是因為受其語言文字藝術魅力的感染,更主要的還是由于詩歌中所要表達的那種堅貞不渝的情感。但由于中英雙方本身社會、歷史和宗教等綜合型背景的不同,兩者之間的“愛情詩歌”在藝術表現方面往往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具體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語言表達風格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由于英國由于隸屬海洋文化的島嶼或半島國家,愛情詩歌在語言表達方面大多直抒胸臆、簡單直白,情感濃烈到一目了然。但中國在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含蓄多余奔放,婉轉多余直接,而這在若干年前的一位外國友關于東西方文化差異圖中得以窺見。

  在當時,外國友人在講解中西方文化時,曾以A、B之間的線路狀態來進行表述,在外國人們在表述意見時大多開門見山、直來直去,因此A、B之間是一條直線。但中國人不同,他們在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意見時往往較為含蓄,因此A、B兩者之間是一團亂麻似的線路。在“愛情詩歌”的語言表達方面,中國和英國也將兩者之間的不同進行了闡述,如中國在描述“愛情”時,在語言表達方面習慣隱晦含蓄且曲折的表達,如李之儀的《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其實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指的是“異地戀”,但是在語言表述方面,作者用“長江的頭和尾”這種物理距離,將心頭情絲綿綿無處傾訴的悲苦之情進行了酣暢淋漓展現,而后又貌似通過壓抑克制,卻反而給予觀者以無盡想象的空間和機會,讓最后的“不負相思意”將作者所要表達的情感變得更加激烈和鑒定。與中國“愛情詩歌”語言表達風格不同的是,英國大多直截了當得多,觀者往往只需要跟隨詩歌字面意思閱讀理解即可,如泰戈爾的《世界上最遠的距離》,通過直白的話語,層層深進,以此為預期目標的實現打下堅實基礎。

  (二)意境營造差異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雖然中英雙方在“愛情詩歌”的表述方面都運用到了意象,但是兩者在意境的營造方面卻存在一定的差異,最顯著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虛實相間、虛從實來”。經大量調研數據分析可知,中國“愛情詩歌”對于意境的營造往往花費較多的語言去表述,明知是虛幻,然而觀者卻又確可感知,為“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創造了良好條件,如元稹《離思》中“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作者通過借助實物和虛化景象的結合,將那種“虛”是意、“實”為境的情感直觀地展現在觀者面前,以此為預期情感的表達奠定良好基礎。英國愛情詩歌創作者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其對于意境營造方面的關注度和重視度較低,由此創作者創作的詩歌雖然能讓觀者體會到作者的思想情感,但可供觀者回味的東西卻略有不足,如愛爾蘭葉芝的《當你年老時》。

  四、比較文學視閾下的中英愛情詩歌鑒賞策略

  中、英雙方在“愛情詩歌”方面既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但兩者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為從根本上加深觀者對其的認知度和理解度,采取“比較文學”的鑒賞方式是極為必要的。在對關于中、英“愛情詩歌”比較過程中,文學研究工作者在進行比較時需綜合考慮“愛情詩歌”創作時的社會背景、歷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以此通過對比中、英雙方不同的綜合性背景,提升基層產業機構和相關主管部門的藝術鑒賞和審美能力,最終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通過對英國綜合性背景探究發現,從古至今宗教對英國整體發展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由此在英國愛情詩歌中,不乏傾慕和頌揚愛情內容的詩歌,如《雅典的少女》。至于中國由于受階級統治思想的影響,在愛情詩歌表現中,表達離愁別緒的形式與內容較多,因此這類愛情詩歌往往相對沉郁和壓抑,在欣賞時需要有所分辨。

  結語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跨文化文學的比較和研究,在開闊人們視野、提高人們審美能力和鑒賞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通過將中英愛情詩歌置于比較文學的視閾之下進行研究,是促進世界詩歌藝術共同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舉措。

  參考文獻
  [1]涂瑞志.中英文翻譯中“通感”修辭手法的賞析及實踐——淺談中英文詩歌翻譯和創作技巧[J].海外英語(下),2018,(5).
  [2]蔣欣.基于比較詩學體系談中英文詩歌互譯及創作的幾點思考[J].大眾文藝,2016,(21).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二篇:略論中國比較文學主題學:發展脈絡、現狀

  摘要:1924年, 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的吳宓在東南大學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講座, 標志著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正式興起。歷經一個世紀的發展, 中國比較文學從萌芽到初步發展再到最后走向繁榮, 其間進程漫長曲折。文章在簡要概述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爭論的基礎上回顧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四個階段, 就每個階段的社會歷史背景及主要代表人物與成果進行闡述, 最后重點分析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現狀, 并對未來發展前景進行展望。

  關鍵詞: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跨文化,跨學科;

  一般認為,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形成于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 1866年英國學者波斯奈特的專著《比較文學》出版、1877年德國學者科赫創辦第一份《比較文學》雜志以及法國戴克斯特創辦第一個比較文學常設講座這一系列事件標志著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走上歷史舞臺。19世紀下半葉以來, 隨著西方文化潮水般涌進中國, 中西文化與文學的比較研究在中國逐步興起, 尤其從20世紀初期至20年代, 中西小說、戲劇、詩歌的比較研究成為熱門話題。在此之后,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正式興起, 其突出標志是畢業于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專業的吳宓于1924年在東南大學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講座。

  一、關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爭論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名稱最初是由兩位中國臺灣學者——古添洪和陳慧樺在1976年出版的《比較文學之墾拓在臺灣》一書中提出。1977年, 美國著名漢學家John Deeney吸收這一名稱并加以使用, 他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設想以及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要努力的三個目標[1]。盡管如此, 國內學者關于中國學派存在明顯的分歧。盧康華、孫景堯 (1984) 在《比較文學導論》一書中指出, 由于缺乏系統性的方法論及理論體系, 當時并不具備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成熟條件[2]331。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樂黛云 (2005) 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提法同樣持較為謹慎態度。她認為, 中國學派只是比較文學眾多理論體系中的一種, 用這個詞來概括當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體系, 反而會使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陷入狹窄的范圍, 因為每一個學派思想都是歷史演化的自然過程, 比如法國學派、美國學派[3]。Wang Xiaolu 等 (2013) 認為, 所謂的中國學派過于注重比較文學的中國化, 這有可能阻礙其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開展研究, 他們以比較詩詞為例, 認為人文主義尤其是比較詩學的重要性和關聯性是研究和探索不同文化和文學從而使詩詞的相關知識得以較好地保存并傳遞下去[4]245。

  總體而言, 對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爭論是一個有益的學術話題, 任何民族 (國家) 文學的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并且都要接受來自域外文學、文化的影響。中國比較文學同樣是在這種狀態下前行。盡管有不同的聲音、也會遇到各種問題, 但在世界比較文學體系內,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群體絕對是不容忽視的, 也會隨著時間的前行而不斷發展、完善, 總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 中國學派必然會水到渠成地產生。

  二、中國比較文學發展脈絡

  從總體上看, 中國比較文學經歷了近百年的傳承, 從20世紀前20年的萌芽, 作為一門學科開始孕育成長到新中國成立前近三十年的初步發展, 再到新中國初三十年的發展滯緩直到“***”結束、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繁榮期, 其間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進程。中國社會近百年的發展演變給予中國比較文學演化最基本的推動力和生命力。

  (一) 萌芽期 (20世紀前20年)

  1.中國比較文學萌芽的社會背景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 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指導下, 中國開始主動引進西學, 而由翻譯熱潮引進的外來文化、文學, 極大地沖擊了中國傳統文學, 一定程度上觸發了中國比較文學意識的萌芽。這一社會發展背景直接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最初的定位與研究重點, 即以外國文學及理論為參照, 反省中國文學, 發現中國文學的優勢、尋找中國文學的不足, 在比較中求異并促進中國文學成長。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這一時期的翻譯文學成為中國比較文學萌芽的溫床[5]16。以林紓為代表的一批翻譯學家的翻譯文學展現了當時海外嶄新的文學世界, 也為國人評判中國文學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對比外國先進文學, 他們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學的不足, 包括小說創作固步自封、某些題材類型缺乏、內容與描寫手法上也存在諸多缺陷等?傮w而言, 這一時期中國的比較文學核心是中西方文學比較, 其重點在于小說比較。由于缺乏比較文學學科意識和自覺, 這一時期的中西方文學比較多為簡單的文學比較。不過, 王國維的比較文學評論與魯迅的世界文學評論在當時無論是觀念還是方法都相對超前, 具有典型意義。王國維在《國學叢刊》 (序) 中提出“學無中西”, 中西學術一脈相通的理念[6]403-405;在《紅樓夢評論》 (1904) 中最早援用外來理論來評價中國文學, 某種程度上開比較文學闡發研究的先例。魯迅在1908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 全方位開展中西方文學比較, 在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 初步發展期 (20世紀20年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1.中國比較文學初步發展的社會背景

  20世紀20年代中國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五四運動促使西方文化、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及文學產生激烈碰撞, 導致中國新文化、新文學在時代變革的基礎上開始脫穎而出, 中國比較文學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比較明顯的標志是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確立。1924年, 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的吳宓在東南大學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講座, 之后, 清華、北大等先后跟上,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在中國高等學府立足。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與萌芽期相比, 這一時期部分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從事比較文學研究, 中外文學比較的目的轉向文學本身, 而這也成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真正建立的重要標志。同時, 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翻譯外國比較文學著作, 形成于歐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與方法開始引入中國, 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鄭振鐸、胡適、朱光潛、梁宗岱、錢鐘書等。其中, 鄭振鐸最早、也是最系統地闡述比較文學觀念并將之貫徹于研究中。他在《文學的統一觀念》 (1922年發表于《小說月報》) 中論述了世界文學的整體性、聯系性、統一性, 邏輯嚴謹、視野開闊是我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除此之外, 胡適的《歌謠的比較研究法》 (1922) 、梁宗岱的《詩與真二集》 (1936) 、朱光潛的《詩論》 (1943) 以及錢鐘書的《談藝論》 (1948) 等比較文學專著或涉及比較文學的論著, 在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質量和影響力上都超過了以往, 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繁榮的重要標志。

  (三) 滯緩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結束)

  1.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緩慢的社會背景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恢復生產及國民經濟建設為重心的建國方針到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再到“***”, 中國不但再次處在與外部世界封閉隔絕的狀態, 而且國內文學藝術研究也處于沉寂、滯緩的狀態。學者們不能, 也不敢公開倡導比較文學。而且比較文學作為一種純學術的研究也難以貫徹當時“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要求, 尤其是1966年開始的“***”, 使整個文壇處于荒蕪狀態, 更談不上比較文學研究。

  2.代表人物與主要成果

  這一時期比較文學的蕭條和沉寂體現在上一時期有過比較文學豐富研究經驗的學者大都偏離了比較文學, 或改投他行或轉變研究方向, 另一體現則是比較文學學術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大降低。根據《中國比較文學年鑒》 (1986) 統計, 在這一時期有關比較文學方面的文章僅140余篇, 并且多數在今天看來流于表面化, 研究深度不夠[7]25。當然, 這一時期也并不是全無收獲。比如, 季羨林有關中印文學關系的實證研究、范存忠等人的中西文學關系史研究、馮雪峰等人的魯迅與外國文學關系的專題研究以及錢鐘書、楊絳的中西文學跨學科平行研究等。不過, 這一時期中國臺灣及香港地區的比較文學則開始興起。1973年, 臺灣比較文學學會成立, 標志著臺灣地區比較文學的全面振興。1978年, 香港比較文學學會成立, 并開展相關的學術活動和舉辦比較文學學術會議, 標志著香港比較文學研究進入發展和振興時期。

  (四) 繁榮期 (1979年以后)

  1.中國比較文學繁榮發展的社會背景

  1978年年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 宣布歷時十年的“***”結束, 中國大地萬物復蘇, 國內政治環境逐步改善, 教育和文化事業也開始復蘇并走上正軌, 這為比較文學的復興和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內部條件。同時, 中國香港及臺灣地區比較文學在70年代率先興起以及外國比較文學的逐步成熟則為中國內地比較文學的發展創造了優良的外圍環境。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1979年, 錢鐘書《管錐編》、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的出版, 標志著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崛起, 揭開了中國比較文學繁榮的序幕。進入80年代, 幾位資深學者陸續出版了比較文學方面的論著, 如宗白華的《美學散步》 (1981) 、季羨林的《中印文化史論文集》 (1982) 、金克木的《比較文化論集》 (1984) 、楊周翰的《攻玉集》 (1984) 等。與此同時, 中國比較文學開始自覺融入國際比較文學中去。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大會上, 來自北大的楊周翰以及港中大的鄭樹林當選為執行局理事;1985年第十一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大會上, 楊周翰被選為副會長。來自國際比較文學的影響進一步推動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強化, 中國比較文學也開始朝著體系化、組織化方向發展, 包括各大學比較文學課程的設置、獨立的比較文學教研機構的建立等, 最具標志意義的是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正式成立。同時, 以楊周翰、樂黛云、楊乃喬、賈植芳、范存忠、曹順慶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出版了多部比較文學專業教材和相關理論專著 (如《比較文學導論》《比較文學原理》《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中外比較文論史》等) , 為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三、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現狀

  雖然關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爭論至今沒有結果, 但作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比較文學在近百年的曲折發展中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 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 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強化、中外比較文學交流日益廣泛, 中國比較文學在高校學者的推動下茁壯成長。

  (一)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特點

  跨文化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特點。從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脈絡可以看出, 中國比較文學意識的產生最初是在西方思潮影響下由中國學者翻譯西方文學作品開始的, 以朱光潛、錢鐘書、魯迅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學者在中西文學跨文化比較研究中吸收西方先進思想和理論并為我所用。因此, 中國比較文學在其產生的那一刻就被烙上“跨文化”的深深印記。正如曹順慶所指的那樣:“因此, 我們可以說, 跨越中西方異質文化, 正是中國學派的基本立足點, 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區別于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最突出的特色所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 就在于探討這種跨越中西方異質文化的文學碰撞、文學浸透、文學誤談, 并尋求這種跨越異質文化的文學對話、文學溝通, 以及文學觀念的匯通、整合與重建。”[8]

  (二)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現狀

  1.方法論

  綜合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現狀, 一些專家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朱光潛認為, 真正的比較研究必須兼顧縱橫兩個方面, 縱的即歷史文化遺產, 而橫的則是各民族、各國的相互影響。嚴紹璗提出, 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應在不排斥影響與平行研究的基礎上, 從實踐中摸索出綜合性研究的方法論[9]111。樂黛云則提出中國比較文學“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 認為“和而不同”原則以“最少侵犯不同文化群體的利益, 最大容忍不同文化群體特點”為解決人類文化面臨的多元化與一體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10]。事實上, 回顧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可以發現, 中國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 使用最廣泛的依然是發展較為成熟的影響研究法和平行研究法, 只不過是在承認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優點的基礎上加以吸收利用, 而這也符合嚴紹璗的“綜合性研究方法論”以及樂黛云“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

  關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不得不提的是“闡發研究”。闡發研究是中國臺灣和香港學者在中國跨越中西比較的文學研究過程中, 試圖提出的一種可以互補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一種研究方法。闡發研究“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 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而其援用也往往加以調整, 即對原理論方法作一考驗, 作一修正”[11]178-179。

  對于“闡發研究”, 國內學者持不同觀點。曹順慶 (1997) 認為, 中國與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中國比較文學“闡發研究”產生的基礎及其特色所在, 正是中西方的跨文化闡釋構成了中國比較文學獨樹一幟的方法論“闡釋研究”[12]。李平和程培英 (2012) 則認為, 包括“闡發法”“異國比較法”等在內的方法并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 尚無法構成區別于法國學派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中國比較文學獨特而有機的方法論體系[13]。仔細審視上述關于中國比較文學方法論的闡述, 可以發現, 相比法國學派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平行研究, 中國比較文學方法論體系尚未成形, 這既有中國比較文學發展歷史的曲折而導致學科體系發展延續性的不足, 也有學術實踐支撐不夠豐富的原因。

  2.中國比較文學近年研究綜述

  隨著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逐步成熟以及國際化趨勢的愈益凸顯,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進一步增強。中國比較文學自改革開放以來繁榮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 三十而立的中國比較文學也在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繼續深入探討民族文學和國別文學研究、比較文學視閾下的翻譯研究、比較詩學研究的同時, 以倫理學、神學為線索開展跨學科研究、以文學人類學為切入點拓展和創新比較文學研究、更加注重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比較文學疆界與范式研究, 并把中國文學進一步融入世界文學, 在世界語境下探討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及中外文學關系。

  中國比較文學最初受到美國學派平行研究及跨學科研究的熏陶, 而隨著研究的深入, 跨學科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包括倫理學、神學等學科領域。比如, 趙興勤 (2005) 從倫理的角度考察小說, 根據歷史條件、社會環境探究小說與道德倫理的相互關系和這種關系的變化發展[14]9。而何云波 (2015) 則認為, 跨學科研究不能僅僅討論倫理與文學之間的異同和相互影響, 而是要在這種探討基礎上進一步關注兩者的立場與出發點, 使之相互融通, 這才是跨越倫理學與文學兩個文科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15]。在曹洪洋 (2015) 看來, 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成功的對策之一, 經過百年的發展, 比較文學視域其實就是跨學科的視域, 比較文學已經走向“跨學科的研究”[16]。于是我們會看到中國文學與神學、宗教學思想的碰撞與砥礪。國內學者從中國文學文化與基督教的關系展開研究[17]。作為文學與宗教關系研究的重要紐帶, 《圣經》成為研究的重要工具。梁工對讀者反應理論與圣經批評、德里達與圣經文學解構批評等傳統論域展開研究[18]。楊慧林 (2015) 認為當代西方思想對神學命題的解析所呈現的“關系結構”, 使“真理、主體、事件”跳出單向邏輯, 在相互之間關系中重新定位, 這種對“形而上學語法”的質疑和化解可以為比較研究提供借鑒[19]。

  隨著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勃興, 文學人類學研究熱潮近年來悄然興起。文學人類學從人類學與文學的相互作用這個角度著眼, 透析文學創作觀念變革與文學研究范式革新的重要學術思想動力。當然文學人類學研究通常會和民族研究一起。比如, 徐新建的比較文學人類學研究就特別強調跨族群對話, 認為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國情及特征使中國比較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踏上了既跨國又跨民族的雙重路徑[20]。在此基礎上, 徐新建通過分析現代中國人類學領域的幾種代表性觀點, 闡明在中國這樣多民族國家語境下對人類學的解釋與分析, 也由此延伸與拓展人類學研究[21]。應該說當前文學人類學研究已經成為深化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引擎。國內的文學人類學緊貼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固有資源, 并以跨文化比較的方法論對不同文化做出相互啟發與映照的闡釋。對此, 蔡熙 (2017) 在對中國百余年文學人類學研究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指出, 中國文學人類學百余年研究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 那就是文學人類學的本土化。而所謂的“本土化”是指運用西方的相關人類學理論及方法論來闡釋中國文學中的具體問題, 從而構建中國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22]。

  中國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也是現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熱點, 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建構的基本命題之一。21世紀初, 關于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話題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高度關注與熱烈討論[23]。陳思和認為, 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 中國文學不應該被描述成純粹的、被動的接受者, 而應在同等地位上進行研究。同樣, 宋炳輝認為, 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應該是雙向互動、平等對話的關系, 因此, 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的現代性, 揭示其所蘊含的世界性因素[24]。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 這種對中國文學世界性的認識同樣喚起了文學研究者將研究的目光引向中國文學本身的創造性及獨特價值, 而不僅僅局限于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為標志, 對中國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研究再次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當然, 莫言的獲獎只能說明中國文學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有了一席之地, 我們仍需要腳踏實地地直面中國文化在世界多元并存文化體系中的處境及地位。正如孟繁華 (2018) 指出的那樣, 近年來國內文學創作在價值取向上呈現積極樂觀的景象, 中國文學傳統日益受到重視并被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者經過現代轉化再創造, 本土元素日益突顯, 而在與外來文學傳統的參照與對比中, 也進一步認識了中國傳統文學[25]。

  四、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展望

  經過數年的發展, 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隊伍已相當可觀并持續擴大, 研究機構和理論陣地也相對穩定并繼續增多, 研究成果數量及質量逐年提高, 其學術影響越來越廣泛。尤其是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為核心開展的學術活動, 越來越受到社會及世界所矚目。所有這一切, 昭示著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有可能取得世界公認的理論成果, 真正形成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 推動中國比較文學走向世界前列。

  首先, 在中國比較文學界已經聚集了一批對現代比較文學訓練有素、文學功底雄厚扎實, 踏踏實實從事教學和科研的中青年學者, 這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世界的人才優勢。這批學者多數是在改革開放后接受文學訓練的, 有些還是在國外接受的現代比較文學訓練, 因而他們既能夠擺脫中國傳統比較文學理論的束縛, 又能夠避免西方比較文學者的某些片面性。他們可以在對傳統比較文學理論的批判和揚棄過程中, 開拓自己的發展道路, 并在概括和探索現實文學理論中提出和發展新理論。當然, 盡管現代比較文學經過百年的發展, 已經日趨完善, 但仍存在著不足和缺陷, 遠未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 尤其是中國這樣發展中的比較文學。

  其次, 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 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提供并將繼續提供豐富而生動的經驗素材, 這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世界的資源條件。文學理論發展史表明, 一國的文學理論要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或國際化, 為世界文學發展做出貢獻, 就必須在理論上有所創新。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中國經歷了并將繼續進行一場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偉大的制度變遷和社會轉型, 這種變革范圍之廣、影響深遠, 是前所未有的。身處中國改革和發展大潮的中國比較文學家和研究學者不僅可以從已有的各種理論中汲取營養, 而且有幸親自參與這一巨大轉型過程和實踐, 近距離地觀察和研究中國自己獨特的社會轉型和發展, 就有可能從中抽象出全新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盡管在形式上不試圖做出一般性的概括, 但其獨特的國別性中就包含著一般意義。

  再次, 隨著改革的深化以及學術研究的規范化, 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日漸形成了一種探求真理、百家爭鳴的寬松研究環境, 這是中國比較文學實現理論創新的環境條件。學術爭鳴是人文科學進步的動力, 已成為學人的共識。比較文學研究學者們正在努力營造一種追求知識、不斷探索、大膽爭鳴的學術氛圍和研究環境。對不同的學術觀點普遍采取寬容的態度, 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批評和反批評, 鼓勵學術爭鳴。這必然會促進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

  最后, “雙一流”建設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北大、北師大、復旦等六所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進入一流學科建設名單, 之后相關高校紛紛發布“雙一流”建設方案。而在國家層面, 中央財政將中央高校開展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納入中央高校預算撥款制度中統籌考慮, 并通過相關專項資金給予引導支持;地方層面, 地方高校開展“雙一流”建設所需資金則由地方財政統籌安排, 中央財政通過支持地方高校發展的相關資金給予引導支持?梢哉f, “雙一流”建設的相關支持保障措施將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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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梅英.略論中國比較文學:發展脈絡、現狀及展望[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7(03):94-99.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561859.buzz/html/zhlw/20200424/8329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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